作者：李志华*

“文化大革命”中，地理所各研究室被打散，改为连队编制，《地理知识》也停刊了。然而，在人们的内心里却期盼着工作，酝酿着研究室的恢复。

1972年初，《地理知识》要复刊的消息，如同一股春风，拨动了人们那颗渴望工作的心。我的心也动了：研究室不知何时恢复，先去办刊吧。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组织复刊的高泳源先生，他非常欢迎，我马上参加复刊筹备工作。

复刊时编辑部由高泳源先生负责，实际上他就是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另有李汝燊、朱德祥、张庆祥三位原编辑部成员，我和郑平是新加盟者。杂志内容分为三大块：中国地理由张庆祥和我负责，世界地理由李汝燊和朱德祥负责，郑平负责基础地理的内容。

复刊要有稿件。到哪里去组稿呢？

奏请“上方宝剑”是组稿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使学校停课，研究单位放下科研闹革命已长达七年，运动还没有完，搞业务被视为“白专”要受到批判。向谁去组稿？组什么稿是最大的难题。

当时，是一切都与政治挂钩的特殊年代，所以就不能不小心翼翼，采用特殊的办法。编辑部讨论研究后，先到地理所革委会开“通行证”，拿着盖有所革委会大印、写给有关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分兵两路于1972年6月出发南下组稿。朱德祥与郑平沿京沪线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城市；我同张庆祥走京广线，沿途到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等省会城市。省委宣传部是我们必须首先去的地方，讲明我们的来由，征得同意后，由他们再以省委宣传部的名义介绍我们到有关大学地理系或地理研究所的革委会商谈组稿事宜。当我们拿到盖有省委宣传部大印的介绍信时，如同获得了上方宝剑。

记得到武汉时，已是炎热的7月。武汉是长江沿岸的大火炉，市民们对付闷热是背心、短裤、赤脚、光膀子，手里的扇子不停地摇着。我拿一张报纸又当扇子又当伞，一会儿遮阳光，一会儿扇。张庆祥却效仿市民的样子，把的确良上衣脱下来，装进斜跨身上的军用背包里。当我们走到省委大院门前时，两位持枪战士分立大门左右，一种威严使我提醒张庆祥赶快把上衣穿起来。当他从背包里扯出上衣时，已经满是核桃纹，只好穿着这皱皱巴巴的衣服向省委大院走去。我在后面低着头忍不住想笑。无意中向左边一看，站岗的小战士还是紧绷着脸。我想，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非笑弯腰不可。

尽管衣着不雅，当我们把烂熟于心的复刊总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普及地理知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等介绍后，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十分热情，问我们想到哪些单位，还主动推荐。并在介绍信上注明“请大力支持与协助”。看到这样的介绍信，对我们是很大鼓舞。于是马不停蹄地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走得脚都磨出了泡。当时大部分公交车都停开了，只好步行。然而，我们每到一个单位所能接触到的大都是革委会办公室或者是业务处的有关负责人。回答的几乎都是同类话，诸如：“一定把这件事当任务布置下去”的政治话，究竟让哪个人来写我们就一概不知了。

特殊的时代色彩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72年10月7日一本由《地理知识》编辑部编辑、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地理知识》，通过全国各地邮局与读者见面了。复刊的《地理知识》内文只有24页，加上四封总共28页，定价0.13元。

风浪中重生，自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痕。

当时，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与之相配合，国内地理着重介绍“祖国的绵绣河山和日新月导的变化，反映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复刊第一期首篇文章便是“红旗渠”，介绍林县人民重新安排山河的伟大成就。“水乡巨变里下河”、“南茶北引”、“古城邯郸新貌”等无一不是紧扣上述宗旨。这四篇文章占了该期版面的46%，其他版面为外国地理和基础知识的文章。

非常巧合的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在当年的第11期发表了由华志海署名的文章：“学一点地理”，这对刚刚复刊的《地理知识》是一件大事。高先生立刻组织学习，讨论如何将文章的精神贯穿到编辑工作中去，同时将全文刊登于第二期的开篇位置。虽然文中有些错误观点，如将“人文地理学”、“地缘政治学”视为反动地理学等，而该文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学一点地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倡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一点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更要着重学一点世界政治地理，这对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了解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变动是十分必要的”。文章要求出版部门“组织地理工作者编写与出版一批体裁新颖、内容丰富、通俗易懂的地理读物”。这对我们如沐春雨，给复刊的《地理知识》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我们找到了政策依据。1973年第一期上编辑部又组织了“笔谈《学一点地理》”，进一步推动地理知识，特别是世界地理知识的普及。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使知识分子心有余悸。谁也不敢发表文章，都是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所以复刊第一期共九篇文章没有一篇是署名作者的真姓名。其中五篇署单位名。每篇稿件都签有“同意发表”，并盖有革委会的印章，纯知识性的文章则全部署别名。也就是说，所有文章的真正作者都没有露面，似乎也无权露面。

在那特殊的年代，复刊的《地理知识》，成了一本“三无杂志”：没有真正的作者，也不写责编，稿费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编辑的良师与楷模

我很庆幸在一位知识渊博、勤恳严谨、思路敏锐的老主编高泳源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我的编辑生涯。

从经济地理研究室到编辑部，不论是年龄还是阅历我都是最年轻的，对编辑工作更是一无所知。因此，高先生对我备加关心，对我所处理的每篇稿子都精心地审批，耐心地指点。开始他那浓重的苏州方言我还听不懂，他就反复讲，还找来懂苏州话的老编辑给他当“翻译”。他的认真负责、身体力行使我认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和如何做好编辑工作。

高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胆有识，思路超前。在依然阴霾覆盖的形势下，他大胆提出复刊《地理知识》，在积极组建编辑部、联系出版社、印刷厂、办理各种手续的同时，与大家讨论杂志的形式和内容如何才能面貌一新。

封面是杂志的标志，停刊前的《地理知识》封面上或是一个圆形的世界地图，或是黑白照片。那么，复刊的《地理知识》要以怎样的面孔与读者见面呢？大家提出要给杂志换新装。第一期封面，红旗渠干渠鸟瞰照片气势磅礴；封底江苏盐城河网化、条田化的农田，春意盎然。穿有彩色盛装的《地理知识》让读者眼前一亮，一种新鲜、向上的气氛感染着读者，杂志一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发行量不断上升。

在每期文章的组织上，他坚持把最新的科学知识传递给读者。1972年第二期，编辑部利用美国阿波罗登月收集到的最新资料编发了题为“月球的景色”的文章，以“易编”署名发表。事后有人提醒他，你胆子真大，不怕给你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为揭露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占，还先后刊登了“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 和“我国的神圣领土——黑瞎子岛”等文，后者还被中央《大参考》转载。

勤奋严谨是高先生的一贯作风。他要求我们在处理每一篇稿件时，对有关的科学概念和数字进行核对，而他在审查时，对重要的数据还亲自查找资料。对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和外国地理的重要文章，要求送有关部门审查后才能发表。

高先生对每期杂志都要一跟到底，从选题、组稿、审稿，到最后签字付印，无不渗透着他那一丝不苟的精神。杂志在中国科学院通县印刷厂印刷，从917大楼到通县印刷厂，在交通方便的今天，也要2个小时左右。而在20世纪70年代，从917大楼生活区到公共汽车站，得先步行半个小时。每到付印的那一天，他不到6点就在车站候车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换车后，到达印刷厂已10点多钟。坐在那张沾有油墨的小桌前，翻开付印稿，从头至尾地看起来。在他看来这是印刷前最后一次消灭错误的机会了。他一边读，一边把发现的错字和标点符号记在一张白纸上，最后再到二楼捡字车间把正确的字一个个捡出来。小方块上的铅字都是倒刻的，找起来很不容易。我第一次同他去工厂时，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字，而高先生却能说出那类字在哪一排，大概在什么位置。把正确的字找出后给排版工人将错字换下，然后再打一份正确的样稿，他才在上面写上“可以付印”，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他那兢兢业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感染着我和每一位编辑，使《地理知识》在读者中获得了“放心引用，物美价廉”的美称。

高先生常说，我们作编辑的，既要对读者负责，又要对作者负责。要“枪毙”一篇稿子很容易，但要救活一篇稿子就不那么容易了，它体现着编辑的水平和责任。他反复地叮嘱大家，要爱惜每一篇稿子，给作者以修改完善的机会，同时也是编辑学习提高的机会。

高先生的这一编辑理念，使我终身坚守。杂志复刊不久，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随即将考察内容列为国内地理重要选题，向各学科考察队员约稿，要求他们用第一人称来记述自己的考察故事、感受和科学发现等。然而，我们的科研人员精通写论文、总结报告，若把自己摆进去写感受、故事就很不习惯了。一篇稿件改一二次就是很不错的文章了，改三四次也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篇写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稿子，竟让作者反复修改补充达六七次才刊登出去。正是这种反复修改才能写出深受读者喜爱的文章。同时这也是对编辑的磨练，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编辑能力，另方面向作者学习，作者与编辑成为真诚的朋友，作者又成为支持杂志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