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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作者:金德生)  
          2010-06-18    【关闭】  
 

作者:金德生*

 研究生学习刚开始遭遇刚遭遇乙肝病魔,接受就进入“文化大革命”,又经受了四清、文革串联、部队农场劳动、三面向及接受中小学生再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还有机会去北京市教育局参与中小学生地理革命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些经历大概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拥有”。写下来,也许也能“温故而知新”。

众所周知的原因

1966年春节一过,所里决定参加“四清”的人员,通过政策学习,必要的生活准备,便赶赴甘肃省,地貌室与水文室的“四清”工作队员进驻武威县新鲜公社。到那里后,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5.16”通知下达,一场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队员也就统统回北京参加“革命”。我们几个研究生对造反派、保守派都不感兴趣,不支持那样造反,又不愿意保守,搞了个“红色游击队”。对单位的革命不感兴趣,便乘车外出串连,因为研究生有学生证可以免费乘车。

第一次串联是在9月,前往成都经贵阳,终点广州,返回北京。在成都住在西南分院,成都热闹非凡。几天后前往贵阳,经历过贵阳医学院造反派的驱赶。一踏进医学院的大门,天已漆黑,两侧墙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标语张贴着:“黑七类快滚蛋、红五类的留下来”。因为黑七类的人及子女都是专政对象,红五类的人及子女都是革命力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生来爱打洞”的反动血统论笼罩着贵阳城。当时队里有三个出身不好的人,一个家庭出身地主,一个家庭出身富农,另一个出身资本家。尽管外出串联时,单位里准备了介绍信,申明某某是团员、党员,或是革命群众,队长为了怕遭受麻烦,便毅然作出决定,转往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可是那里无事可做,大家毫不犹豫,连夜乘车往广州,直奔中科院中南分院。经过桂林,有人建议玩一玩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大家认为“出来是干革命的,怎么能游山玩水呢!”因此,也没有如愿。当然,去革命圣地转转是提倡的,到了广州,我们去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农民运动见讲习所等处。这次串联为时不长不过半个来月,便返回了北京。

第二次是10月份。国庆期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中央鼓励徒步串联,以便让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小兵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其实,在科学院两派群众也是你斗我斗,红海洋、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封资修的帽子满天飞,眼花缭乱,正是无所适从。所谓“红色游击队”的我们几个人,加入了徒步串联的行列。

我们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到达大连,而后抵达上海,从上海徒步串联到杭州,再乘火车返回北京。途中经历不少趣闻,黄海中遇到7级风浪的袭击是最为有惊无险的。我们一行五人,牛文元、符淙斌、王长耀、我及电子所的一位研究生,离开住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后,在大连码头乘坐“东方红”号万吨轮前往上海,东方红号万吨轮是我国第一艘万吨级海轮,原来驶往南海执行运输任务,由于文革中运送红卫兵串联的需要,便从南海调回黄海海域执行“政治任务”。在正常行驶时,十分平稳,即使大风大浪,也如行驶在内陆大江河一般。从大连出发后,将近傍晚,黄海上风浪大作,突然轮船抛锚,停了下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乘坐的是货舱,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人不是很多,轮船行进时很平稳。可是在7级风浪里一停下来,那浪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轮船尾掀上掀下,我们在怒涛中忽然升到三楼,忽而跌到底层,一般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晕船晕车者。我和老王的平衡器官还能适应,照样吃晚饭,吃完了到甲板上,透透空气,身边带了一只收音机,偶尔收听到日本的短波音响,当然只能自已享用。其他几位学友可就惨了,吃了一点儿饭,争先恐后去废物桶那里,一遍一遍的呕吐,吐得连胃里的苦液都吐出来了。幸好,快到天亮时分,万吨轮继续启航,得知是主轴上一只螺母松了,为防不测,才不得已停船检修的。大家这才平静了下来。第二天到达上海。在上海参观了上海造床厂自力更生制造的万吨水压机、还参观了中科院生化所研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还看了看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给人一种抓革命不怎么样,促生产倒很不错的印象。

随后,从上海出发经淞江徒步去杭州,一路上南来北往,熙熙攘攘,都是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步行着。他们手擎红旗,上面印着某某造反队,唱着语录歌曲,有时还听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年龄要比他们大不少,自然显得稳重和沉闷些。我身上前面挎着收音机,收听歌曲和新闻,当时关心的是哪一位领导不出来了,被揪斗了,又是什么反党集团,什么走资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有时也聊聊天,唱唱革命歌曲,到了吃饭时间,就上老乡或机关学校食堂吃饭,反正免费供应,不用花钱。到了晚上找个地方免费住宿。这样到了杭州,参观了岳王坟,顺便玩了玩西湖胜景。

在返回北京途中,虽然已是十月上旬,南方天气还是相当炎热,上火车不能走门,只能从窗口里钻进去。座位是“四层式”的,那是立体交叉,行李架上第一层躺着。座位靠背上第二层。正式座位上是第三层以及火车座位底下第四层,在底下一层铺一张塑料布睡觉。气味可想而知,不过太累了睡一觉倒是蛮不错的,我是亲身体会过了的。

革命大串联虽然没有多大收获,也算是受到社会、自然、人文的洗礼吧,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部队农场洗礼

1968年8月,陈伯达力图解散科学院,在他所谓“砸烂院墙走出去”的大棒下,科学院的研究生一律下放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当时连户口全部迁出北京,有人想向单位借蚊帐也不同意,说什么“你们是迁出北京的人了,还借什么蚊帐” ?我们何等沮丧,难道要把我们扫地出门不成!在农场劳动期间,虽然时隔40余年,一幕幕场景、一桩桩事情历历在目。

1968年8月中旬,奔赴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4704部队农场。我们乘火车到天津,然后乘坐柴油发动机火轮牵引的大驳船,驳船没有顶棚.夏末初秋之交,天气还相当炎热。这批“老九”们,各自拿着行李铺盖卷儿,集中在船舱里,船在水中走,汗在脸上流,汗流浃背,浑身衣襟都湿透了。我们来到十闸,上了岸。背着行李沿着土路,缓缓步行,沿途一片广阔的农田,完全失去了北京高楼深院的景象,行走数里才到达驻地。我们是一连,主要来自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南京地理研究所等中科院地球科学几个研究所的研究生和66届毕业新分配来科学院的大学毕业生组成。分三个排,每排四个班,外加一个炊事班,共有100多人。连长、指导员及各排排长由4704部队现役解放军担任。副排长及正副班长由知识分子担任。部队准备好了土坯墙、草铺顶的营房,呈“彐”字去掉中间一横的形式排开。北南两排较短,分别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北面一排的西边一半是连部,东边一半是二班;南面一排的西边一半是仓库,东边一半是炊事班及厨房。东边坐东朝西的营房呈长条状,住了十一个班,在营房东北角是一排土建简易厕所及牲口棚。营房内没有床,一色土炕,左右分开,中间为过道。这批老九们从未见过这种架势,有点儿新奇,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先住下再说。

在文革中,他们中有激进的造反派、稳健的保守派及所谓不偏不移的中间派,各持各种的观点。家庭出身各不相同,入学年限不尽一样;有结了婚已有孩子的、也有沉浸热恋爱河的、光棍一大条的也为数不少,等等。他们在政治、思想、家庭、知识、婚姻状况各自不同。但是有一条,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同的。到部队去锻炼的目的,无非是在艰苦环境中,要将“老九”们从劳心、劳力等方面训练成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接班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兵身上的附属品,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历来只有作为接受教育对象的资格。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总得有个适应过程,过生活关、思想关、劳动关和文化关,至于今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生活上严格按照部队纪律进行。按时起床、出操、吃饭、睡觉、训练和执行一切行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上起床号一响,立刻起床、洗刷、上厕所,在规定时间里,列队跑步出操,随后以班为单位,从伙房领取早餐,盛好了一起开吃,吃稀饭连同吃馒头等主食干粮,要求5分钟吃完,中、晚饭米饭等要求3分钟吃完,啊!简直是狼吞虎咽,对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尚可适应,对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人来说,就不太习惯了。可在部队训练,这是军事上的要求,得完全服从野战部队战备的需要。晚上,值班放哨,每两小时对口令换岗。

在天津郊区,十闸、小站一带,水的碱性很大,吃喝用水都由炊事班套牛车去几里外的机打深井汲取,深井水质较好,洗头洗衣服不会起肥皂泡沫。有一天,那是腊月的一天,地质所“老牛官”袁宝印套车前往机井拉水,他与牛车不料一起滑进水沟里,那冰凉的水正是钻心的冷,吃尽艰苦把车赶回营地,已是天黑夜深了,在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当时提倡的是活学活用,他受到了连队的表扬和获得三等功嘉奖。

政治是文革中最敏感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老九们,本来心中不快,激进一点的人,往往思想偏左,甚至极左,自然会引起保守观点的不满。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清晨,有人发现某某收的信封纸,用作手纸投入便池内,信封上有毛主席的头像和毛主席语录,这还了得!按极左思潮,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然冠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这位同志将此“证据”提交到连部首长处,要求严肃处理如此重大的“反革命”事件。首长也很为难,要处理吧,会伤害那位思想比较激进的革命同志;不处理吧,又会得罪那位提交证据的同志。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上纲上线的问题,充其量对毛主席有点儿不尊敬罢了!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再说,提交所谓证据的同志心中有怨气,因为他受到激进思想影响同志的批评,给他上过纲上过线,趁机给他点颜色看,报复一下罢了!其实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危害,加上文革中派性遗毒的影响,连队里一时剑拔弩张。幸好,部队首长对双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

说到作战行军训练,往往在冷不防的情况下,进行紧急集合,全副武装。我们没有枪支弹药,只是打好行李背包,带上洗刷、鞋袜及替换衣服,在五分钟以内到广场集合整齐,出发急行军。行军途中,神不知鬼不觉,只是低声传达口令,有时还要小跑步等等。这里可有不少趣事,在听到紧急集合哨一响,习惯于熟睡梦乡的知识分子老九门,很是不习惯,加上不能开灯,全在漆黑状态下摸取衣服、穿衣穿袜,急急忙忙捆绑行李,少不了会出现窘态,牙缸牙刷的撞击声,嘁嘁喳喳的呼唤声,什么都有;据说,在女生连,在急忙之中,还有因拿错裤子,两人混穿一条裤子的两个裤腿的,正是笑死人了;在急行军后,学生连队的断后人员,往往是连排长,在路上发现不少牙膏、牙刷、鞋袜等,拉练结束后,连长指导员,风趣的说,我们一路急行军,一路在告诉敌军我们的行军路线呀!

在部队锻炼,少不了出操、投手榴弹,也进行过实弹射击训练,更多的是农副业生产和土房基建。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许多活儿也没有干过,更何况来自城里的学生,不少农活连见多没有见过,如托坯盖房、做秧田等。清明节一过,早春布谷育秧时,连队首长讲了一则故事。说有一年,4704部队来了新入伍的战士,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四川的。在做秧田准备育秧时,早春二月十分寒冷,秧田里的水夹着冰茬。来自上海的新兵,在学习时,个个能说会道,一见秧田那个样子,没有一个人敢光脚下田;而四川新兵,个儿矮小,学习时腼腆,可是一到秧田现场,不由分说立即跳进秧田干了起来。其实是,在巧妙的告诉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应该像四川新战士那样,不仅要说得好,更要做的好。我们这些“老九”,也都是聪明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布置每项任务,首长进行战前动员时,也要求写决心书之类的!大家表态都很好,干活也能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是我们的座右铭。人人都有自尊,谁也不甘落后。本人亦不例外,我和卢金发搭档,运东西总是跑在前面,托坯、抬土都比别人多,在整修土地时,我们两人一次装框枱土总要抬300多斤。因此,也曾得到过表扬!

在部队农场期间,连队组织文化宣传队,主要目的是参加团部举办的文艺比赛,也是活跃连队的文艺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知识分子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思想收获等等。宣传队的主要成员是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和地理所的学友。宋永争任队长,符淙斌是短剧的编导,当时还有天津快板、山东快书、二胡演凑等等。在短剧中,有忆苦思甜及歌颂劳动锻炼的内容,其中的女主角由女生连派人联合演排。为了荣誉,连队批准利用劳动及训练时间,当作政治任务进行排练。平时,连队经常集合去团部开会或看电影,正如大家见到的部队生活那样,相互间总要拉歌,各个连队展开竞争,唱的不一定优美,歌声倒是整齐嘹亮。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连队及各个班组立即行动,敲锣打鼓游行欢呼,有时集会,班组派代表上台发言,表态积极拥护。说实在的,无非是“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西起珠峰之巅、东到黄海之滨”一类的套话,并无实质性内容,文革中新八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好在林、陈反党事件败露。1970年1月,科学院将我们全部接回北京,回到久别的家。然而,等待我们的命运还是不佳。

三面向接受再教育

林、陈反党事件虽然败露,但是遗毒很深。中关村小学有个小学生,叫黄帅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天才”和“神童”,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要求老九们向他学习,接受中小学生们的再教育。说真的,我们屁股还没有坐热,丈二和尚还摸不着头脑。一个接受中小学生再教育的指令下来,我又成了牺牲品,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因为郭敬辉先生当过师范学院的老师,有教育经验,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马来到朝阳区教育局听从分配任务,我被分配到呼家楼白家庄中学,配合地理老师,一面听课,一面接受再教育。这是6月上旬,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的三夏劳动,普通话我讲的不好,又没有教育经验,学校安排我组织编写和刻印“三夏劳动战报”,负责征集稿件、编写和印发快报。劳动参加的不多,可天天忙到深夜。因为快报天天出,还要求及时、内容要丰富。一个多星期,吃住都在大山子一带的农村,利用大山子中学的教室办事。现在大山子一带热闹非凡,机场高速的必经之地,那时还不过是落后的近郊农村。

三夏劳动期间,区教育局看我表现不错,适逢新编中学地理及乡土地理教材,将我和老郑威调去杨闸中学编写教材,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从杨闸到917大楼住地,骑自行车差不多要2个小时,只得住在学校,学校在京通大道边上,昼夜大客货车不停,严重影响睡眠休息。

1971年初,接受再教育的风波渐渐萎缩,大批人马陆续回所,区县编写教材的工作也逐渐由教育局统一进行。于是,我和中国地理学会瞿宁淑秘书长一起,受所革委会的委派,到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参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教材编写工作。这是一段别有风味的经历。地理组分两个小组,我和老瞿分别分在两个组,中国地理组及世界地理组。在中国地理组,我承担编写河流与湖泊。编写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特别是将毛主席语录直接编入教材,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等。有些当然是不错的,有的则不成。事实上,当时受文革八卦影响,也是极左思潮的反映。知识就是力量,为什么非得戴上毛泽东思想的桂冠,使毛泽东语录庸俗化呢!编教材的第二点,一定要将乡土地理知识和战天斗地的新成果编入新教材,体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其实也是要体现“人定胜天”的精神,现在看来人与自然要和谐、适应才是。

教材编写组设在西城区二里沟文昌街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文革期间,该学院早已停办,已经没有老师进修了。该院老师除了参加编写教材,也无所事事。在那里一直呆到1972年中,天天奔走于917大楼豹房南里与教材编写组之间。经常到各区县的重点中学地理老师那里座谈、讨论、征求意见,并汲取老师们的教育经验。几乎区县的每个重点中学都去过,有的中学还去过多次,非重点中学凡是地理老师有经验的也经常交往。我们去过西城区的四中,东城区的和平里中学、八十中,宣武区的菜市口中学,崇文区的崇文一中,朝阳区的朝阳中学、海淀区的八一中学,丰台区的丰台中学,门头沟区的雁翅中学,房山县的房山中学,大兴县的黄村中学,怀柔县的怀柔中学,密云县的密云二中,顺义县的牛栏山中学,昌平县的昌平一中,延庆县的延庆二中等等。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忠诚教育的敬业精神,文革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一提到编写新教材,进行教育改革,他们是那样兴趣盎然、精神抖擞!在一起工作,是那样和谐融洽!1972年回所后,尽管身在917大楼,可时常怀念北京市教材编写组的老师们。下面以一首打油诗回忆这段时间的感想。

波折起伏有感

(2010年2月14日于北京)

跌荡起伏人生路,风霜雨雪波折过;

浪涛洗礼立黄海,劳动锻炼渤海涂。

中小学生再教育,鬼怪蠢事何其多;

文革八卦极左派,革保中立谁评说。 



*金德生(1940—),1963年至退休在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