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仁华*

1978年“科学的春天”带来和熙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中国的科技人员又满怀信心地迈开大步。此前，地理研究所的第一把手都由行政领导担任，对科研工作并不直接管理。而时任业务处处长（其后又任副所长、所长）的左大康先生已是地理研究所科研管理的实际领导者。就我个人与他的接触中，感到1976年秋冬他已经开始酝酿寻找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新起点。以下就他开拓地理研究所实验遥感领域追述一二。

在他的气候学、地理学研究思路中，除了已进行多年的辐射气候学研究外。还有两个方面考虑，并作了相应的部署：

一方面，在地理所开展卫星遥感调研。从各研究室抽调对传感器的测量方法有爱好和特长的人员进行学术动态调研，其中有目前遥感应用研究所的童庆禧、王长跃和早逝的曾明煊等，这些人员也是此后新建地理所二部时的主要骨干，目前已经是遥感界的知名人氏, 童庆禧曾任遥感所所长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另一方面他以气候室、水文室开展的地表蒸发研究为切入点，部署地理学的最核心的能量流和物质流的基础研究。如何开展区域热量与水量平衡、水循环与气候形成等课题？如何更准确观测和表征地理学中极其需求的区域性和地带性的数据和信息，应用于地理学的基础研究中? 如何应用遥感信息反演地表蒸发和土壤水分的区域分布？上述这些具有重要性和挑战性的应用基础研究问题都在左先生的思路中逐渐成熟。遥感应该密切与气候学，水文学结合， 遥感应该与常规的“点”信息观测到地面台站结合。

当时左大康先生准备组织人员开展实验遥感的研究已经胸有成竹。物色合适的人选也就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由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负责在全国选拔参加1980在斯达黎加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环境遥感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左先生认为这是选拔合适的人员开展实验遥感的大好时机。由于中国科学院选拔论文参加的名额只有一名。命中率很小，大家信心不足。左先生极力鼓励所有参加腾冲遥感的人员进行投稿. 我参加了1978年腾冲遥感试验，撰写了一篇“遥感土壤水分研究”提交给空间中心，幸运被选中参加会议。这对我以后从事实验遥感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81年春，左大康先生指导我到禹城试验站开展实验遥感研究。禹城试验盐碱地严重，其成因主要由于低洼地矿化度高的地下水随水分蒸发而将盐分输送到根系层和地表。地表蒸散作为地表能量流物质流的主体，是地理学、气候学、水文学研究的重要科学内容。获取地表蒸散的区域分布信息，既可以揭示盐碱地形成机理，又可以驱动水循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化的研究。这是一举多得的科学目标。

虽然运用遥感获取蒸发的区域分布是一项吸引国际地理、气候和水文科学家的新技术新方法，然而遥感蒸发在80年代初期还是前沿课题，还有一系列的基础研究需要踏实开展。左先生考虑将传统的地表蒸散的气象学与遥感方法结合起来，决定在禹城试验站同时建立60米通量观测塔和30米高的高塔遥感平台。为此，左先生亲自到禹城试验站现场落实两座高塔的具体位置。

在遥感试验场地学信息和遥感信息同时获取的条件下，开展由遥感信息（电磁波信息）转换为地学应用信息的基础研究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是引领性的。在特殊的国情下，运用投入少的高塔遥感平台, 长期连续开展多时相、多角度、多光谱观测，事实证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遥感试验场，在建立遥感作物估产模型、遥感土壤水分模型、遥感地表蒸散模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81年到1988年，地理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在《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上发表了10多篇实验遥感基础研究的科学论文。使得地理研究所的实验遥感在全国遥感界独树一帜。

实验遥感研究与禹城试验站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农田蒸散与水量平衡研究并列于中国科学院试验站的五大方向，禹城试验站于1988年被批准为中国科学重点试验台站。值得提及的是左先生的推荐引起中国科学院叶笃正副院长的重视，主动将禹城试验站的实验遥感介绍给当时刚起步的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研究委员会主席，申请成为IGBP国际性“锚”站。

左大康先生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组织领导工作都被公认为稳健。对开展一项新的研究领域一向十分慎重，而对于遥感这项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决定非常果断，这也表明他对研究中的新生长点的科学意义的认识具有率先思维天才。

1991年左大康先生逝世至今已有17年了，地理所的实验遥感研究先后参与并出色完成了数项面上基金项目、重点基金项目、重大基金项目、国家攀登项目以及973定量遥感基础研究项目。在我国的定量遥感基础研究领域中为地理研究所占有了一席之地。所有这些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左大康先生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