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勤业*

20世纪80-90年代，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是地理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主战场。我有幸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年代虽已久远，仍然有许多镜头定格在眼前，永留在心中。

繁忙的1985

1985年是繁忙的一年。从横断山区考察回到北京已经是秋天了，紧接着就到吉林长春去参加横断山区考察的总结会。期间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长白山，到达天池边。回京后正准备好好参与横断山的总结，未曾想到由于常年野外工作，工作劳累，加之饮食不规则而患上的胃溃疡突然发作，直至引起十二指肠穿孔而不得不紧急就医，做了穿孔修补手术。术后在医院呆了一周多回家休养。临出院时，医生生硬的嘱咐“这个病人要想活得久，以后要吃得软一点”，还要注意少吃多餐，看来手术后短期内没有办法再去青藏高原了。怎么办？正在犹豫与彷徨之中，自然地理研究室的领导通知我明年有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任务。就这样，尽管在生病休养期间，还是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在养病期间，一天上午赵松乔先生、杨利普先生和科学出版社的刘卓澄来家看我，两位老先生和出版社的编辑亲自到访，真让我受宠若惊，深感担待不起。他们还带来了他们完成的中国西北干旱区书稿。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一套高级科普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但是，书稿送到出版社后认为写得太过于专业了，要我帮忙重新整理、润色一下，变成一本高级科普书。此前曾经与郑度一起写过一本“中国的青藏高原”，要求相同，也就答应了下来，利用病中在家休息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整理、编写，后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生病期间，还修改完成了拉萨地区土地利用的一本专著。由于生病，我错过了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前期预察。但是，在家养病期间又“意外”地完成了两部著作，也算有了收获，没有“浪费”时间。很快又赶上了野外作业，后来的工作都坚持完成了，这对我的精神、意志和身体都是不小的考验。

建立地理所的协调小组

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以下称黄土队）是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项目。地理研究所是重要的参加单位之一，时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的孙惠南同志任黄土队的副队长。在这项工作中，地理研究所负责“自然环境的特征、形成及其演变”专题（编号：75-04-01-01），还参与土壤侵蚀、旅游资源、总体规划等诸多专题任务，人员比较庞杂。“自然环境的特征、形成及其演变”专题由我和地质研究所的袁宝印负责。参与此专题工作的有地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大学地理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山西师范学院地理系等8个单位的61人。仅地理研究所就有21人，分别是来自自然地理研究室的孙惠南、赵名茶、王凤慧、李高社、朱会义、刘立华、郑度、张百平，来自地貌研究室的陆中臣、厉强、贾亚非、卢金发、周立，来自历史地理的钮仲勋、王守春、奚国金、高松凡、冯超、杨平林、陈晓田、鲁奇。记得我们第一次考察，车队从北京出发，一直到青海龙羊峡，浩浩荡荡的队伍，十分壮观。为了加强领导和协调，所领导决定由孙惠南、陈永宗、杨勤业组成地理研究所的协调小组，具体负责地理研究所在黄土队的工作。在孙惠南的领导下，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承担的考察任务。

黄土高原范围的争论

开展科学考察，首先要确定考察的对象和范围。对黄土高原实施科学考察当然也不例外。黄土高原的范围究竟如何界定？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定论。较为流行的几组数据是37万平方千米，27.56万平方千米，20.17万平方千米。黄土队提出了58万平方千米，与流行的数据相去甚远。由于涉及到需要考察的地区、内容以及经费等多方面的问题，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论。

为此，我们在黄土队开展的第一项研究，就是确定黄土高原的空间范围。我们从黄土高原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当时出现分歧的原因，确定了划分黄土高原的原则和具体标准，最后在野外考察和航空、卫星像片判读的基础上，确定了黄土高原的空间范围和面积，在1：100万地形图上量算面积是35.85万平方千米。这个数字最终在黄土队得到应用。同时，地理所发表的两篇文章给这场争论划了一个句号：陈永宗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自然资源学报》（1988年第一期）；在同期上，我与张百平、郑度联名发表了“关于黄土高原空间范围的讨论”。后来，想到黄秉维先生经常在《地理知识》上发表重要文章，经与陈永宗先生商量，在李志华先生的支持下，在《地理知识》上分三期分别发表了“黄土高原的范围有多大？”、“黄土高原亚湿润与半干旱的界线”、“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等一组文章，扩大了此一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与责任

20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黄土队的经费拨付方式已与70年代不同。青藏考察的时候，头年就把第二年考察的计划制定好，待考察结束回来拿着单据就可以报销。黄土队考察开始时国家实施了经费分配的改革。工作开始前，项目经费已经固定，并直接分配到专题和子专题。但是当时分配的经费往往不够用，甚至有时是捉襟见肘，不得不经常到队部去叫苦。张有实先生（时任综考会副主任、黄土队队长）有句“名言”，叫做“看汤下面”，意思是有多少经费干多少事。每次讨论到经费问题，他总是拿这句话来对付和搪塞大家。可是，科技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却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怠慢和偷工减料。尽管经费有限，但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劫难的一代人，绝不愿意浪费大好时光，不愿意虚度年华，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力求把工作做得最好，希望能为国家建设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专题于1985年起进行了4年野外考察。后来进行了两年室内总结。在全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全部完成，以专著《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的形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为课题编写了简要报告、参与了土地组报告的编写，还发表了“试论黄土高原的自然地带”、“关于黄土高原空间范围的讨论”、“黄土高原亚湿润和半干旱的界线”、“黄土高原治理前景初步分析”等若干相关论文。专题成果最后列入《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重大问题研究及总体方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协助左先生工作的日子

我与左大康先生从80年代末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先是参与由他和人民画报社邢雁社长担任主编，人民画报社茹遂初和我担任副主编编辑画册《中国自然景观》。此后又参与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

在编辑画册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左先生事必躬亲，毫无领导的架子。大到整个画册的设计思路、章节设置，小到每一张照片的选择，甚至说明文稿都亲自动手撰写，我们撰写的稿子也逐页批改。为了选出好的照片，他不止一次和我们一起到花园路人民画报社去，一干就是一天，十分平易近人，完全看不出是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由地理研究所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共同主持，组织了有关科研、生产和高等院校等19个单位协作研究，参加的科技人员计有140余人，包括自然地理、气候、地貌、古地理、土壤、水文泥沙、水利水保、历史地理、海洋和河口等各专业参与的大课题。项目下设4个课题分别由吴祥定、熊贵枢（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叶青超和我担任课题组长。项目开始就建立了由左大康、叶青超、吴祥定、杨勤业、唐克丽（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熊贵枢（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的学术领导小组。

由于项目是科研单位与产业部门共同主持。在许多理念上、具体实施的做法上，甚至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不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甚至“摩擦”。讨论会上争论是难免的，也是经常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郑州，每当会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左先生总是静静地呆在那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个上午，甚至一天都不发言，但只要他发言，就是成竹在胸，也是众想所归。一、二、三……几点意见发表完，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会议也就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左先生的这种领导艺术和看问题的高瞻远瞩，让项目中的成员感叹不已，有时我们甚至都会希望左先生早点发言。

重大基金项目一般会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匹配资金。可是，当年中国科学院获得的重大基金项目已经不止一项，都是院士、大专家主持的项目。而我们的项目因为支持的经费有限，左先生还多次到院里去争取，但也没有争取到理想的数目，我们下面的同志不免有各种议论，对院里的做法提出质疑。左先生多次说没有关系，等我们出了成果，他们会支持的。寥寥数语，却非常大度、宽宏。

左先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91年左先生从地理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卸任。当即就要求我们跟他一起到野外去。他说，主持了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一直没有时间到野外去实地看一看，那是不行的。7月，景可和我陪同他从北京出发穿越山西、陕西到甘肃，10多天的时间跑了数千公里的路程。8月回到北京。紧接着他又去日本考察。未曾想到，听说刚到日本就开始生病，也许是野外工作劳累，积劳成疾吧！

左先生在北大医院住院期间，我们前往医院看望过两次。记得第二次是1992年的元旦前。我和叶青超推开他的病房门，他正在闭目养神。我们没有想到左先生竟然住在一个4人间的大病房内。看到我们去，他很高兴，谈兴也还可以。但是，他拒不跟我们握手，还让我们稍微离远一点，说他的病可能传染。随即与我们谈了许多项目的事。临离开时，他说，这个地方不能久呆，元旦后他就会出院，到时再进一步讨论项目的事。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元月4号左先生竟然驾鹤西去了，前后只有几天的时间，事情竟然如此突然，不禁愕然！

左先生去世后，大家公推叶青超担任学术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7月7-8日在北京，由国家自然科基金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验收会。1994年由叶青超主编的项目总结—《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一书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后来，在项目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后，还没有来得及申请国家奖，叶青超先生也生病故去。在前，吴祥定先生已经在美国因故不幸去世了。在当时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学术领导小组内，地理研究所仅有的4个人中，他们三人都先后逝世，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人的生命力竟然如此的脆弱，对病魔和突发事件的不可抗拒！借此短文，记录这段历史，也算是对逝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