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兴权*

进入禹城试验站前的几次学术活动

1978年7月，“南水北调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 “文革”后中科院召开的第一次黄淮海平原大型学术会议。按说当时我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会前的一天，孙祥平书记要我去左大康同志办公室，左大康同志告诉我院地学部委托地理所要在石家庄召开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让我放下手头业务，临时帮帮忙，去作会务工作。那时我还年轻、单身、无拖累，也愿意参加一些公务性活动，就爽快地接受了领导的安排。也许是这次任务完成的好，接下来的两次大型考察活动又让我作会务工作，我差点因此而改行。

地学部和地理所主要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有100多位，还邀请了院外学者和黄淮海平原五省科委负责人参加。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左大康同志要会务组对老先生重点照顾，因此，我和老先生的接触也就比较多，当时感觉老先生们因“文革”影响，有十年不曾参加学术活动，这次一见面，情绪都很激动。

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听到代表们大会发言和小会讨论，让我认识到黄淮海平原位置十分重要，南水北调对治理旱涝盐碱、增加粮食产量意义重大。会议期间，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接待会议的河北省招待所供应的主食还定量，不仅年轻与会者，连老先生都说吃不饱。会务组在向省办公厅反映这一问题时，带开玩笑的说，“给一百多位代表吃饭定量，也不能解决河北省粮食过关问题”。这个玩笑也表明，加速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和农业发展，在当时是多么迫切。回顾会后的形势发展，我体会到这是“文革”结束后重新集结黄淮海平原科技队伍、调动科研力量的一次动员会议。

石家庄会议后，地学部又委托地理所，分别在1979年7月和1980年9月，对黄淮海平原进行过两次大型考察。

第一次考察的地区有河北省南宫、南皮和曲周，河南省封丘、红旗渠引黄灌溉区、开封沙区以及商丘等综合治理实验区。专家组由院内外学者组成，其中有南京土壤所祝寿全、王尊亲、俞任培先生；地质所罗焕炎先生、水科院杨振怀先生（后为水利部部长）等。地学部参加的有吴长惠、赵建萍。考察组每到一地，首先由当地政府介绍旱涝盐碱地治理和农业发展情况，然后，专家组参观实验区，现场听取盐碱地治理经验介绍。随后与当地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讨论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和科技需求。考察过程中，我主要负责考察组的工作、生活和交通等事项的安排，也有机会参与专家组的参观、听汇报和评议等活动。从后来的发展我感到，这次考察活动是院、所为确定黄淮海平原研究工作重点在做准备。

第二次考察活动是1980年9月。考察区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

考察活动由左大康同志主持，专家组成员中有9位联合国大学的专家，除上次考察组大部分成员外，还有水利部、长办及京、津、冀、鲁、豫、皖、苏五省二市的水利厅、科委参加。考察区域包括京、津、冀、豫、鄂、苏、鲁7省市，历时20多天。早在1977年，黄秉维所长就着手南水北调水量平衡和南水北调对地理环境影响研究的准备工作，1979年他亲自主持将“南水北调环境后效和地区水量平衡研究”项目，推荐为院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此前，所里确定“一定要搞定位站，应考虑设立综合研究的定位工作”。这两次考察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禹城试验站的建站进程。

在参加上述学术活动之前，我一直从事 “土面增温剂”研制与田间应用试验研究，对黄淮海平原了解甚少，这几次活动给了我难得的学习机会，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也是我进入禹城试验站之前的一次专业启蒙培训。

“禹城试验站”----我人生旅途中的新站点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文革”影响，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一直得不到改善，工资、房子、孩子等等，积累的难题一大堆，其中，夫妻两地分居矛盾更为突出。由于“同病相怜”之故，我们这些人有空就往一处凑，议论话题就是诉说远方妻儿老小遇到的困难，交流有关解决问题的“小道消息”，以及各自的打算。1976年前后，胡耀邦同志来科学院，在他的亲自过问和努力下，我院一批年长的业务骨干的分居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所长期分居的老同志中，从业务和年龄条件应当得到解决，但因家属农村户口这道高门槛，而被拒之“城外”。我的家属是农村户口，我的年龄、资历皆在这几位老大哥之后，因此，这次没有得到解决，也在情理之中。但希望破灭而又无望解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现实的出路只有调出北京，一家团圆，对小孩教育、对缓解经济困难都有利。但调出北京，研究方向和熟悉的业务工作可能都得改变，再说，在北京工作、生活已有十多年，一旦离开，很难割舍。是去是留？难下决心。当时的迷茫处境，宛如大海中一叶扁舟，随浪飘浮，不知彼岸在何处。无奈之际，我求计左大康同志，左大康同志听了我的诉说后，帮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困难是暂时的，随着形势好转，国家会继续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劝导我先从业务工作考虑，现在调走不是上策。并告诉我，所里准备在禹城筹建野外试验站，如我愿意在站上工作，可以先把家属安排在站上，既不影响业务工作，也可缓解目前的困难。以后如有机会，所领导会给予帮助。左大康同志一席话，使我在迷茫之中看到了希望。

1979年10月，我带着 “土面增温剂”研究题目，来到禹城县南北庄实验区。此行的目的，其一，想探索“土面增温剂”抑制土面蒸发，抑制土壤返盐与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其二，想实地察看将家属迁到禹城的可行性。后者则是主要目的。来禹城后，首先接触的是已在这里开展工作的程维新、赵家义、洪嘉琏、逄春浩四位同志，他们住在实验区给新盖的五间平房小院内，试验活动是实验区划出的几亩试验地，其它都因陋就简，亲自动手，与北京相比，工作、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住地咸中带腥味的生活用水，早晨空腹刷牙，就感到恶心。

在程维新等的引领下，我见到了实验区主任马风清同志，在他们帮助下，我布置了试验，参观了实验区的各项试验设施，了解了试验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他们知道我想将家属户口迁到实验区的想法后，热情欢迎我“加盟”，一致认为我的想法可行。马风清同志则表示，实验区会帮助我解决家属来后的生活安排。

这次禹城之行，使我深深感到，这里的工作和生活虽然艰苦，但禹城县领导重视科研工作，他们坚持的旱涝盐碱地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我所几位同志正在开展的农田蒸发研究正是“南水北调”环境后效重大研究课题，我所进行的“土面增温剂”抑制土面蒸发研究与这一研究方向基本一致。我和这几位同志也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彼此很熟悉。权衡利弊，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我决定加入到这个新的科研团队中来。

这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左大康同志来禹城开会，找禹城县原副县长杨德全同志，商谈和安排了我的家属迁禹城的具体事项。5月份家属户口正式迁入禹城，实验区马风清等同志热情帮助解决了住宿和口粮供给问题，我在禹城总算有了一个家。至此，我的两地分居困难得到缓解。 1988年国家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居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每当回顾段经历，总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慨。古人云“大恩不言谢”，对领导帮我之义，对同志助我之情，对帮我度过难关的禹城这片热土，深藏我内心深处的唯一报答，就是全力作好本职工作。

在大地上书写的一篇论文

1988年3月，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振声院士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我们承担的“七五”国家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开发攻关项目---禹城“一片三洼”综合治理开发试验、示范现场，随后召开了科技攻关人员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上，陈俊生同志充分肯定了禹城“一片三洼”治理成效和对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的典型示范意义。他深情的说“你们在大地上写出了这样好的一篇论文，却得不到肯定，这是很不公平的！”。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也是第一次听到“在大地上书写学术论文”的新鲜评语。 在此之前，我也耳闻了当时对我们所进行的工作的一些不同评价，代表性看法是“区域治理开发是技术推广性工作，没有学术水平”。与此看法相应，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同志，在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等方面，常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

实践表明，陈俊生同志这段评语，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当时理论研究与实际脱离、科研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脱离、以及科研成果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批评。

继陈俊生同志之后，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来禹城考察，对我们的工作又作了进一步肯定和鼓励。

在领导的鼓动下，又经两年的拼搏， 1990年10月，禹城“一片三洼”综合治理试验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检查验收，验收结论评定：攻关完成国家合同书规定的盐碱、风沙、涝洼地粮、棉、林、果产量指标及人均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了国家合同规定的“三洼综合治理等项研究内容；攻关不仅推动了禹城荒地资源开发和中低产田综合治理，且对黄淮海平原同类型地区有示范推广意义；同年，又通过了专家组对成果的鉴定，鉴定评语：“专题目的明确，任务具体。”；“成果为禹城和黄淮海平原同类型洼地的治理开发提供了技术途径和科学依据”；提出的综合配套技术，“具有快速、高效特点，整体优化组合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易于推广”。结论是“该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此后，国家对从事黄淮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开发贡献突出人员进行表彰奖励；院、所对一些同志的技术职称进行了特批、增加了野外补贴等，这些措辞进一步调动了我们继续写好“大地上论文”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