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德华*

 1966年5月初，我在西南综考正处紧张的总结时，副队长程鸿告诉我：“地理所要你回去搞黄淮海重要任务；你一走总结怎么办？调人，还得孙鸿烈批准。”第二天，孙、程两位队长找我谈话，移交好工作，回所。队里如此迅速批准我离开，自感非同寻常。

成都出发，日夜兼程，我赶赴禹城，还是迟到了一周。请求队长汪安球、曾尊固指明任务。他们说“先去听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作报告吧！”。

我走进会场，200多人座无虚席，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范长江讲话，时而被掌声和笑声打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黄淮海地处我国心腹，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谁治好了黄淮海，谁就能统治全中国！”他振臂一挥，更显将才风范，又低声说“但是，这里多灾多难，非旱即涝，盐碱连片。今年入春以来，没有下过透雨。总理号召北方八省市抗旱，叫我们来禹城找水。只可惜鄙人这条‘长江’里不会流水呀……”台下又是笑声不断。他幽默地将手贴胸部，又用脚蹬蹬地说：“其实水就在地下，如何弄出来，要靠在座各位和广大群众。我与罗（焕炎）、汪（安球）几位先生在这个“小黄淮海”（禹城的惯称）转了一圈。打算以南北庄为中心，划出京沪线以西，赵牛河与徒骇河之间14万亩封闭区域，作为旱涝碱综合治理试验区。通过打井、灌溉、排水，加上田间配套工程，农林牧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彻底解决旱涝碱问题！”他大声地说，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有人说“真是在笑声中受教育。”老汪作总结讲到“范主任的指示很重要……”时，范公立即起身说：“不不不，连总理讲话都不说‘指示’；我等何人，妄称‘指示’……”台下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这位曾经身为大公报记者而今又是领导人物的范长江如此幽默侃侃而谈，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会后，我进一步请教汪先生，他说“我们刚出版了《德州专区旱涝碱综合治理》，给你看看。”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有关黄淮海综合治理最好的教材，不过其中没有作者署名。我受益非浅。又通过许越先、凌美华、谢贤群、王景华、张仁华等同志获得了有关水利、气象、改碱、农田林网等方面的知识。老曾反复教我搞发展规划。

由于试验区不通汽车，几天之内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随同考察队出发，驶进了茫茫斑白的试验区。大家分别到各社、队协助打井，开挖排灌系统，搞农林牧综合发展规划。吃住都在种牛场，深夜时而被隆隆的火车惊醒，不禁想起北京和新婚的妻子，她安然入睡了吗？

综合治理搞得热火朝天。风云突变，刮起了文革旋风。禹城大字报满天飞。一夜之间，范某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令人遗憾而痛心的是1970年10月23日，才61岁的范公含冤投井自杀。）胆小怕事的老汪，面色发黄，浑身冒汗。老曾说“一定要稳住他”，否则，工作无法搞。

7月底，所里“紧急通知”我们不得不回所“闹革命”。

回京后，我们多次向上反映当地干部群众继续搞综合治理的迫切要求，头头们爱理不理。

有一天，王景华等同志和我交谈，中央和下面都很热烈，就是中间这一层太冷。我们自发去遗传所、地质所串联，访问了水利、农业、林业、科委、计委等部委，拜访了一些老领导。甘子玉同志讲到当年所记录的毛主席的原话：“把黄河的事情要办好”，发表时改成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加上“一定要修好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时，提高嗓门说“三条最高指示，谁敢不听！”

根据各种调查资料，综合许多人的意见，我起草了“向黄淮海进军”文章，上报院里，并散发到有关单位。

不久，院革委某头头告诉我，刘西尧很欣赏这个报告并签述“文章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呈送总理”。此后，在四不要礼堂召开有总理联络员坐镇的“向黄淮海进军”动员大会上，安排我做主题发言：进军黄淮海、多兵种、长期干。遗传所一位同志，身穿军装，挎着背包走上讲台大声发言，高呼“进军！”口号，好像就要出发！这场会激起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打动了不少中层干部和“革命派”头头。

封丘试区第一眼机井（引自南京土壤所）

 1967年5月，我们以“抓革命，促生产”、“接受再教育”为理由，把受过冲击的汪安球“拉出来”，组织院、所十多个人的队伍到黄淮海平原面上参观访问。我们先后考察了黑龙港，鲁西，直奔兰考，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览。服务人员含着热泪向我们讲述焦书记当年带领全县人民抗洪、治沙、改碱，栽泡桐（当地亲切地称“焦桐”）、种花生和大枣等动人事迹。大家看到焦书记的笔记、旧棉袄和被顶破的那把椅子时，全都热泪盈眶。我们沿着被焦桐染绿的林荫道，考察了全县。然后北渡黄河，到达封丘试验区。留守的地质所和土壤所的两同志带我们参观了第一眼机井。（图片1）亲如一家畅谈打井抗旱改碱的经验后，老汪说“把禹城和封丘的经验总结成黄淮海平原井灌井排旱涝碱农林牧综合治理”，一下由实践升华到了理论，关键在于尽快推广。令人痛心的是，回所不久，老汪这位英才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

同年8月初，我与老曾等又赴禹城试验区调查研究。县里同志含泪告诉我们试验区办公室吕主任“被胡乱打死”后，工作瘫痪。好在井灌区农田比非灌区增产50％～80％以上。地下水位下降，盐碱化减轻（图片2）。群众要求继续干。在悲喜与泪水交溶中，我们分别下社队开展工作。我凭着公社开的一张路条（图片3），先后考察了东街、大孙、东杨、于庄、小付、李茂之、纸古孙、龙王李等地，围绕机井布局搞完了农林牧综合发展规划。

禹城综合治理后农田与治理以前盐碱地对比

公社给姜德华开的下乡调查的路条

　 “文革”后恢复科研业务，1978年，我与黄勉、于沪宁、胡朝炳等奉命负责《河北栾城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同省地县一百多人工作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8月19日突然得到我父亲病逝的噩耗，夜里暗自捂着被子抽泣：“爸，儿子不孝，没有赶回看您；儿在这里实在走不开啊……”只好把泪水往肚里咽。我夜以继日地同大伙工作，讲课，培训队伍，调查研究，撰写报告，用汗水和墨水来洗刷内心的痛苦。

栾城整套集体成果一问世，我院与农业部联合在此召开了全国上千人的现场会。黄秉维所长看罢成果展览点头说“栾城开了个好头”。何康部长报告中指出“栾城经验值得各地采纳，尤其是黄淮海”。李昌副院长在大会宣布“栾城开了路，成立石家庄、长沙和黑龙江三个农业现代化所。”

1981年5月，院里筹备中美第一次科技政策交流会，黄所长命题叫我起草《黄淮海平原的利用和改造》。1982年初，我交出初稿送黄先生审阅。没几天，他把批改稿退回給我。打开一看，逐字逐句连同数据，改得密密麻麻；有的把整段删去，还带批注；或者裁去，另写一段。这时，我不由得想起有一次他在作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报告时幽默地说：“如果把有关文章报告的字数加起来，恐怕比黄河的泥沙还要多……；好文章要‘沙里淘金’。”我想，经他锤炼的作品可谓“一字千金”。此文首署他的名，一点也不为过。我言出此意，黄先生摇头说“不行！”。我以为他过于谦逊。打样稿还是用“黄秉维、姜德华”署名，通过所里上报时碰上匡敏，她一看就说“既然黄所长不同意署他的名，这样弄得发起脾气来，谁也挡不住！”我不好直接找黄先生，便把此稿交业务处处理。黄先生过目时，他还是把自己的名字删去了。不过并没有发火。文章叫张莉译成英文，黄先生又嘱咐：“英译要改成‘华北平原’，因为西方人不习惯叫‘黄淮海……’”。中英两个文本同时送院里以后，在中美科技政策交流会议论文集上同时发表。由黄先生带团赴美开会。后来《地理研究》也刊登了此文。有一天晚上，院农委李松华等乘专车来向我要这篇文章，我问“拿去做什么？”她说：“送中南海”。

1994年10月～95年8月，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委托我所许越先、黄荣金、姜德华、吴凯、张洪业、谢明等进行黄淮海地区的农业开发深化调查研究。大家不畏疲劳，连续苦干完成了黄淮海五省市，35个地区，一百多个县乡村的野外考察工作，获得了丰富的资料。1994

年底，当我们由安阳向石家庄转移时，下起了鹅毛大雪，路滑堵车；操小路也不好走，时而抛锚，大家又冷又饿，不得不下来推，车子时停时开，摇摇晃晃。深夜11点多到达目的地，看到省里有关部门十多个同志一直站在门口等望，宾馆、食堂、服务人员都在忙个不停。这时，我们忘记了饥饿，心里热乎乎的。这种情景，鼓舞我们把工作做深弄透，提高研究水平。刻苦认真的劳动，取得了各方满意的成果。

农业开发与农业布局工作是我的本行，贯穿业务生涯的全过程。我与黄勉、徐培秀等合作，立足黄淮海，面向全国，考察了许多地区。1985年7月在淮阳考察，意外地听说这里发现了一只稀世白龟。负责人带我们看后议论其产生原因，传说始祖伏羲曾经在此养龟，又从龟甲纹理发明了八卦。负责人特意带我们瞻仰了伏羲墓、八卦亭，破例让我们拍了照。我们认为白龟同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人底蕴有关。经查《史记》确有“伏羲制作八卦”之说。1997年6月底，朱镕基总理视察淮阳，题词“羲皇故都”，并让白龟回归大自然。这件事足以说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搞农作物布局更要注重自然生态的适宜性，考虑社会、人文和历史惯性。我与何书金等撰写了“从华北平原粮棉消长看国内外粮棉布局发展趋势”等论文，为国家“南棉北移西进”（即棉花集中产区80年代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向华北平原转移，90年代由京广沿线，向京沪沿线转移，20世纪又由华北平原向新疆扩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徐培秀等带病工作，跑遍黄淮海，多次赴南疆考察，为开辟最适宜棉花生长的新疆优质棉区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棉花大姐”。1994年我与何书金完成了《黄淮海平原粮棉发展与合理布局研究》，阐明了黄淮海平原由过去的缺粮区变成余粮区的机理，在“2000年粮食论坛”发表。

在黄淮海平原，我亲历了“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农业攻关，集体成果较多，我个人成果则很少主动报奖。1996～2000年又回到禹城承担了张兴权牵头的《持续高效农业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中的“禹城农业现代化模式研究”。在讨论中，当有人提出禹城可以在五年内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我认为不能笼统提农业现代化，而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10～15年内逐步过渡到农业现代化。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2005年1月18日，老张突然把国务院颁发的黄淮海“九五”攻关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送到我面前，他说“给你一个惊喜”。

2004～2007年，我分担了张义丰所负责课题的部分研究，相继完成了《德州农牧一体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天津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徐州农业可持续发展》，《德州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调控机理及对策》，《北京市半山区立体农业发展研究》等专题研究报告。

2006年5月，我又一次赴德州访问交流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协调发展问题。先后考察了齐河、禹城及德州市区，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乡镇企业如同雨后春笋，无比高兴。当我探访曾经与王国清、靳春林、何书金等工作过10年的开发区，见到了党委书记许传忠等，八年未见的老朋友相聚一堂，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两个多小时的畅谈，余兴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