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青松*

1973-1992年，孙鸿烈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主题，对整个高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特等奖（1985）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7）。期间，我参加了由李炳元和杨逸畴领导的地貌组在藏南（1975年）和阿里地区（1976年）考察，以及郑度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喀喇昆仑-昆仑山考察”（1987-1992年）。

在藏南和阿里地区考察中，我和地貌组同志一起，从地层沉积和新构造运动两个方面，采集证据，综合研究，为揭示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做出了贡献。在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考察中，我们着重研究湖泊沉积序列和湖泊地貌演化，阐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晚第四纪环境变化，对“青藏高原大冰盖”假设作了明确的否定。

我和地貌组的贡献在于：1，阐明青藏地区在上新世时期，属于亚热带森林草原，与现今非洲高原相仿，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2，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始于上新世末-早更新世初，隆起幅度达累计达3000-4000米；3，青藏高原强隆起具有整体性、差异性和后期加速的特点；4，现代青藏高原仍以平均每年5.8毫米的速度上升，喜马拉雅山地上升速度超过每年10毫米。

高原缺氧，交通不便，商品匮乏。“文革”期间在高原考察，不仅野外生活艰苦，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外部的政治干扰。少得可怜的营养品——奶粉、麦乳精和巧克力等，都是通过特别申请从总后勤部买来的。有些考察队员舍不得吃，把营养品带回家里喂养婴幼儿，结果自己身体垮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青藏队真是个好集体，她吸引大家年复一年奔赴高原，向着一个个科学目标前进。

 1975年藏南考察

青藏队在1973-1974年完成了藏东南察隅-林芝地区的试验性考察后，把考察重点转向藏南地区。1975年，我从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归来，有幸成为青藏高原考察队的一员，地貌组扩大至7人（李炳元、杨逸畴、尹泽生、张青松、南京大学王富葆、地图室李水淇和王云鹏）。我是学地质的，分工负责新构造运动和构造地貌。从大处讲，就是要探讨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具体地说，则要在关键地区寻找高原隆起前后的地层、古生物、新构造和地貌的证据。

1964年，施雅风先生领导的希夏邦马峰考察队在海拔5700米的野博康加勒发现上新世高山栎化石，由此推测，该地区自上新世以来大约上升了3000米。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给出的喜马拉雅山区上升幅度的定量数据。1966-68年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队杨理华等撰文揭示了该地区由北向南的翘起，即南部山区比北部隆起更强烈。然而，对于藏南和整个青藏高原的新构造运动特征，以及上升幅度和速率，还不甚了解。

行前请教刘东生先生,他告诉我们：吉隆盆地分布的湖泊沉积可能是新第三纪地层，但是，1964-1965年希夏邦马峰考察和1966-1968年珠穆朗玛峰考察都未作深入研究。吉隆盆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脊部，海拔4500米，如果能找到新第三纪的动植物化石证据，对于了解青藏高原隆起前的古地理环境，极为重要。

黄万波领导的古脊椎动物组是为寻找西藏三趾马动物群化石而成立的专题组。他们先是走“上层路线”，到著名歌唱家才丹卓玛家里，拜访她时任西藏文物局长的丈夫。因为化石属于文物，归文物局管。俗称“龙骨”的脊椎动物化石是藏药的一种，哪里出产和收购到“龙骨”，文物局最清楚。获悉拉萨的龙骨大都产自吉隆县，于是，黄万波带领古脊椎动物组直奔吉隆。他们也善于走“群众路线”，在当地干部和老乡的帮助下，在吉隆县的沃玛盆地采集到了大批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并对沉积地层进行了系统采样。之后，他们挥师北上，在那曲地区比如县的布隆盆地，又采集到许多三趾马动物群化石。这是在青藏高原上的首次发现，并且确认：在上新世时期，青藏高原存在与华北和南亚相同或相似的三趾马动物群，意义重大。

我们地貌组的运气也不差。经过仔细的发掘，我和王富葆在聂拉木中尼公路通过的聂聂雄拉（山口）南坡，海拔50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三趾马下牙床化石。我是既激动，又不自信。因为在三个小时的挖掘过程中，我们一直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三趾马。不管怎样，我还是把这个宝贝连夜抱回了住地。后来经计宏祥等专家鉴定，它是三趾马下牙床化石，时代属上新世。在那个名叫“达涕”的古湖盆，沉积地层厚达230米，含有丰富的热带-亚热带孢子-花粉化石，以及淡水螺、贝和介形类化石。为了揭示达涕盆地时代和演化过程，我们在海拔4800米的63道班居住了5天，测量剖面、采集化石、古地磁和沉积物样品、绘制地图。在这样高海拔的地方居住，而且还要起早摸黑、爬上爬下、负重干活，相当辛苦。连道班房的藏獒也对我们表示同情，不向我们狂吠了。

聂聂雄拉-达涕盆地发现三趾马化石的意义还在于：否定了1966-68年珠穆朗玛峰考察队建立的中更新世（聂聂雄拉）冰期-（加布拉）间冰期典型剖面。否定前人结论需要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此，我们系统观测、记录各个地层的接触关系，沉积结构和构造，沉积物岩性合厚度，测量沉积物参数，采集标本等等。事后以李炳元和我的名义撰文，并特意投稿“冰川与冻土”杂志。施雅风先生真是大学者！对我们否定他和郑本兴珠穆朗玛峰考察的成果，不仅不介意，而且还表扬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接着，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北坡的帕里、加布拉等地，都验证了上新世地层以及上复早更新世地层的存在。藏南和藏北地区西藏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现，为研究西藏地区上新世古地理环境，以及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提供了可靠依据。

1976年阿里考察

1976年，青藏考察队分昌都、那曲、藏北、阿里四个队分头进行。我所地貌室景可、尹泽生、李炳元同志分别参加昌都、那曲、藏北分队。我和王富葆老师参加阿里分队，归于自然地理组。我们行路数千公里，历经辛苦，获得主要成果有：①在扎达，从一位来自天津的老援藏干部手中获得一具小古长颈鹿化石，经现场核查，该化石产自扎达盆地的晚新生代沉积地层下部。②系统采集了上新世地层剖面的沉积物、孢粉、古地磁样品。③在扎达和普兰等地查明了下更新统和上新统之间的接触关系（既有不整合，也有假整合），丰富了对高原隆起过程的认识。④调查了一些主要湖泊，如班公错、龙木错、松西错等，为日后研究做了准备。⑤在空喀山口海拔5000米印度河上游支流，特意为水生所曹文宣同志捕捉到9尾高原裂腹鱼。这是当时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裂腹鱼生存记录。

1976年阿里考察远比1975年藏南考察艰辛。7月初从拉萨出发，经那曲，沿黑（河）（即那曲）-阿（里）公路，到阿里地区所在地狮泉河，费时9天半。一路非常辛苦。一是全程路况很差，车队老要停下来修车，平均一天行程不到200公里；二是藏北治安状况不佳，行前队员都配备自动步枪等武器，每天晚上要在寒冷萧瑟的宿营地轮流站岗放哨，头一回亲历武装考察，折磨人呐。

1976年5月考察队到成都集中，大家的心情都不好。1月6日我们为失去周恩来总理而痛心，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心。4月4日清明节悼念总理的活动又受到了无情镇压。1976年5月，来了一位新华社驻拉萨站的杨姓记者，他说是随阿里分队考察，深入体察我们考察队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的。可是通过一次政治学习，他和队员们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文汇报”一篇纪念“全军文艺座谈会纪要”发表10周年的文章说，它“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新时代”。这就是说，1966年以前的文艺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我当即表示：它吹捧江青，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反动的。争论使高以信领导的这次学习告吹! 队员从各地各单位带来有关江青等人的丑闻和丑行，反倒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9月初，阿里分队在狮泉河集中。晚上，地区领导要我们观看电影“春苗”，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曹文宣等人组织打桥牌，拒绝看电影。杨记者对他的采访对象大失所望，最后他向孙鸿烈队长提出：抓右派（据说建议名单有张青松、唐天贵、曹文宣和武素功等四人）！

孙鸿烈队长令我们钦佩。他对杨记者说：我们队伍里没有右派！他们是各单位选派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他们都是左派，尽管有时说话不中听。同时，他私下里又和我们打招呼：说话注点儿意，免得找麻烦。

孙鸿烈队长是冒险带领这支阿里分队的。因为，阿里和藏北一样远离拉萨，交通不便，环境艰苦，他要带头。可是在成都集中时就发现他舌部肿大，华西医院诊断：不排除癌的可能。治疗略见效果后，他随队到拉萨，症状未见恶化。他坚持带头前往狮泉河，这是冒险。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7月在什布奇边防站考察时，老孙的舌头肿的说不了话，边防站缺医少药，只好加倍吃红霉素胶囊，谢天谢地，炎症总算消下去了，当时也顾不得后果了。

9月9日获悉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队情绪波动，希望及早结束考察回家。老孙同阿里军分区商议后，坚持按原计划前往空喀山口等中印边境地区，完成考察任务。

令我佩服的还在于：在1977年4月在苏州的年会上，老孙劝我不要借揭批“四人帮”，批判杨记者。他断定那位杨记者不是“四人帮”线上的人物。要不然，他一个报告，我们青藏队就全完了。老孙的思想水平确实比我们高！

1977年11月，施雅风先生受青藏队委托，到威海主持“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问题”讨论会。会开得很热烈、很成功。会前我和计宏祥、黄万波等多次研讨，推测上新世时期青藏高原的高度为1000米左右，根据是：西藏三趾马动物群与山陕两省、华北平原、河西走廊、恒河平原、尼泊尔西瓦里克盆地等周边低地（海拔不超过1000米）的三趾马动物群相似，其古地理环境与现在的非洲高原近似（海拔1000-1500米）。由此认为：高原强烈隆起始于上新世末-第四纪初，上升幅度达3000-4000米，并且隆起具有整体性、阶段性和后期加速的特征。这些都记述在我和王富葆、李炳元合作撰写的2篇论文中。会后，以李吉均、文世宣、张青松、王富葆、李炳元和郑本兴等六人名义撰文“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科学》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这是一篇总结多年青藏考察成果（包括60年代施雅风先生领导的希夏邦马峰考察和珠穆朗玛峰考察的成果）重要文章，施先生是完全有资格来领头写这篇文章的，但是，他不贪功，而是让李吉均出这个头。我们不得不对施先生表示敬意！ 

1987-1992年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

历经12年（1973-1985）的青藏高原考察，获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许多奖项，一批队员获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者奖。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青藏高原西部的了解依然很少。那里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被挤压在400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是研究青藏高原地质构造形成演化、第四纪环境变化和现代生物区系分化的关键地区。于是，在孙鸿烈同志的支持下，郑度、潘裕生、武素功和张青松于1986年联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一个重大项目--“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1987-1992），并获得批准。

正当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项目顺利进展之时，法国人又要求同我们合作，对应的课题是构造、古地磁、岩石、地貌、晚第四纪环境变化、植物地理，合作期限从1989年至1992年。

1986年，陈述彭先生在“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项目评审会上，动情而又风趣地把这项申请称之为“三五”项目——一批50岁的人，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要奋战5年时间，多么的不容易！可是基金委能给这个项目的经费也就是150万元,每年平均30万元。这些人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科学，令人钦佩，我们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

“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队由郑度任队长，潘裕生和武素功任副队长，我本人则协助队长做协调工作。项目分4个课题组和一个后勤保障组：地质构造组（潘裕生负责），地貌第四纪组（张青松负责），生物组（武素功负责），综合自然地理组（郑度负责），后勤保障组由蔡希凡和田德祥分管车队、装备、物资和行政事务。

与1973-1976年西藏考察相比，“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队可要阔气多了。1970’年代每个专业组6-8人，衣食住行全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驾驶室只能坐1-2人，多数人在帐篷遮盖的车厢内，一天颠簸下来，个个灰头土脸、精疲力竭。这次遇到了好时机，院里为改善野外工作条件，购进了60多辆被称为“巡洋舰”的丰田越野车。“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队分到了4辆“巡洋舰”，此外配备了六辆北京吉普车、一辆行李车和一辆油罐车。“巡洋舰”马力大，行车稳，座位宽，密封好，还有空调，非常适合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缺点是费油。

野外考察的生活补助也由每天1元多提高到3元多。吃住行大大改善了，工作热情自然也就随之高涨！

1987年7月，考察队从海拔1200米的叶城，一天不停地来到海拔4600米的甜水海兵站，司机、厨师和大部分队员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我和李炳元反应最轻，于是为29人做饭、烧开水的任务就全部落在了我们头上。在高原上用汽油炉、高压锅为29人做饭烧开水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单是早晨烧开水，供大家冲奶粉、营养品和灌水壶，再加上做早饭，就得将近3个小时。一日三餐累计花费的时间起码在6-7小时。成天闷在一个简陋厨房里，接受充满汽油炉废气的熏陶，日子非常不好过。但我和炳元坚持了整整两天，也许是因为我1980年开始赴南极考察，一时不适应高原生活的缘故，我病倒了。

第三天，我们兵分两路：郑度率领18人，进入无人区考察；我领着地貌冰川组在新藏公路沿线考察，担任接应联络工作。我在海拔5100米的宿营地龙木错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连续几天不能吃喝，一吃就呕吐。为我的生命着想，李栓科提出要送我回叶城。我则决定前往日土，因为日土海拔较低（4200米），气候条件较好，距龙木错只有1天车程，那里有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医疗条件好。经诊断，由于缺氧，我患了严重的肠胃功能紊乱症，经过一星期的输液、输氧，解放军救了我一命！可是，郑度他们返回龙木错时，由于晚上天黑，没有看见我在路口留下的标记和信件，埋怨我不尽职守。到日土获悉我差点儿成“英雄”，都向我表示慰问。

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考察的收获之一，是发现距今大约25000-50000年,即一般所说的末次冰期间冰段，在西昆仑山以南存在一个大湖期，甜水海-龙木错-班公错古湖泊的范围比现在大许多倍，湖面比现在高几十米。对于这一现象，李吉均曾提出季风区与西风带影响的差异来解释，但是，并没有涉及末次冰期间冰段的气候。那个时段的气候是否比现在温暖湿润？降水更丰富？需要进一步研究。

甜水海-龙木错-班公错地区保留着非常清晰的古湖岸线和阶地，说明该地区在末次冰期海拔4500-5000米的湖盆，均未经受冰川作用。这对德国学者M.库勒提出的青藏高原在末次冰期存在大冰盖的假说，是又一次否定。1992年，我们特意邀请M.库勒博士参加在哈什举行的“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国际讨论会”。在会后考察中，他承认：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不存在第四纪大冰盖。

当时多数学者认可青藏高原在第四纪（约300万年）上升3000米，平均速度为每年1毫米。可是，也有人认为现代青藏高原在下降。究竟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上升速度几何？为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决定从分析精密水准测量数据着手。通过国家测绘局，西安测绘局向我们提供了青藏高原1959-1961年和1979-1981年施测的800公里一等水准复测资料，我们和该局周耀正、陆顺祥等共同整理分析这两期精密水准复测资料，获得结果证明：现代青藏高原不是在下降，而是以平均每年5.8毫米的速度上升。南部上升速度大于北部，喜马拉雅山地的上升速度超过每年10毫米，比第四纪平均上升速度大一个数量级。1991发表在《科学通报》（张青松、周耀正、陆顺祥等，1991，现代青藏高原上升速度问题。科学通报，36（7）：51-53）的这篇论文，至今仍在被国内外同行引用。

青藏高原对中国和亚洲自然环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对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和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疑问。从地质构造演化来说，无论用地壳增厚导致均衡上升，或者板块挤压使地壳抬升，在短暂的第四纪（300万年）完成，是难以接受的。目前青藏高原在快速上升的事实，又如何获得地质和地球物理的支持和合理解释？期待中国学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