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荣祖*

珠穆朗玛峰的机缘

大概在1963 年，得知王明业同志（原在我所工作，后调成都地理所）被派到珠穆朗玛峰进行勘察，我不禁为之神往。1965年春的一天，刚从云南出差回来，我被叫到所人事处。黄秉维、于强两位所长及邹敏同志和我谈业务方向，指出不能单搞动物地理，对自然地理任务，应首先完成好。不久，通知我参加院组织的“珠峰考察队”（配合国家登山队），并着手筹组第二分队—“自然地理分队”。顿时，使我感到责任重大。随之，除了奔走于动物所、北大等单位物色队员，准备进藏，还要马上写出“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科教电影脚本稿。发狂地阅读和不停地思考，我全身心地投向了珠穆朗玛峰。

“耶提”（喜马拉雅雪人）、冰蚯蚓、“红雪”（雪藻）、旗云、珠峰顶的片麻岩、古地中海、高山病、“登顶英雄”……等等，都是我思考的主题。还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说一个英格兰少女来到西藏，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忘却时光。一天，她决意回故乡，当她被背过喜马拉雅雪山山口，在跨出这天国的那一刹那，背夫背上的少女突然变成了苍老的妇人。珠穆朗玛峰—珠穆朗桑玛女神，一个圣洁，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高山世界，诱惑着我。

考察队队员，虽然都经过准运动员标准的体检，但仍然都要经历“高山反应”的考验。我们取道柴达木进藏，先到格尔木，再翻昆仑山，……。 当地流行一句话：“不冻泉得病，五道墚送命”。不冻泉位于昆仑山口以南，海拔约4500多米。果然，到达不冻泉，全体近二十人，无一例外都发生反应，大都躺在床上。我是没有躺下的少数人之一，但觉得气短、头疼，亢奋多话。听说，有人在这里就发生问题，大多数与心脏有关，在此就得打回程。若到五道墚，恐怕要送命，那里好似“鬼门关”。从不冻泉到五道墚约有100公里，海拔约4700米。次日我们到达时，确感到气短加重。但再穿过5400米的唐古拉山口时，不少人反而减轻，因人而异。然而，对于我们，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要向珠峰更高海拔进军。

为适应高海拔工作，我们先在拉萨（3658米）接受登山训练。经过训练，一周后就能打篮球。但到了珠峰北麓的定日（4300米），又发生反应（比在五道墚轻）。为争取工作，大家都不管它了。为拍科教片，我要和两位摄影师先向绒布冰川进发。本来，由大个子老赵扛摄影机，可到了登山队第一营地（5400米）时，他的高山反应加重了，不得不躺下。次日，他虽可以走，但摄影机得由我和另一位摄影师殷虹轮流扛。我俩个子小，基础代谢低，吃点巧克力就行了。大个子需求量大，又因高山反应而吃不下东西。壮丽的珠峰、冰川和冰晶世界，奇异的高山植物吸引着我们，顶着大风，忘却了气喘和猛烈的心跳。其实，高山环境并非总是严峻的。当风静时，太阳照射下全身暖洋洋的，高山苍蝇在点地梅上嗡嗡地飞，使人昏昏欲睡。我才体会到太阳直接幅射在高山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冰碛石的阳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生境，阴面几乎没有生命。在阳光直射的雪地上，我看到高山弹尾虫。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冰蚯蚓和“红雪”。我不相信有“雪人”，但我看到喜马拉雅高山上，确有一个“风吹生物群落”生活在高山冰雪带。我们到达登山队6000多米的第三号营地，那里是植物生长的高限。两位摄影师还随登山队员，登上7000多米，更高的地方则委托登山队拍摄。

所里还有郑度、章申、于维新三位同志参加考察。我们4人，分别负责两个主要课题：“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自然分带”和“珠穆朗玛峰地区过渡元素的表生地球化学特征”。“自然分带”是电影”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所以，拍摄工作主要与自然地理分队在一起，奔波于高山与深谷。随着考察的进展，电影剧本也不断地修订。拍摄工作还算顺利。但，他们常抱怨动物镜头难找。一天，我们攀爬在珠峰西南聂拉木曲乡2000多米的常绿阔叶林中，想拍到亚热带动物，但半天下来，一无所获，他们开始埋怨。突然，我眼前一亮，一只绿喉太阳鸟在腾空吸杜鹃花蜜。我忙说“快”！只听机器立刻响了。良久，殷虹向我说：“老张，太激动了，我的手都发抖了”！其实，我这个地理学子，在世界第一高峰的每时每刻，都在激动之中。

科教电影的拍摄，又引出了另一个任务，写一本珠穆朗玛科普读物。电影的一幕幕，既浓缩在书里，又可以在书中扩展。我还把“珠穆朗玛峰自然分带”绘成立体景观示意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在外文出版社翻成英文。几年后，我偶而发现，在北大地理系编写的“自然地理学”教科书里，引用了那张“示意图”，不禁感到欣慰，仿佛实现了自己对珠峰的承诺。

从青藏高原到科罗拉多高原

珠峰考察初始，领导上说要作5年打算，学藏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全被拉回北京，参加运动。大概由于珠峰任务的特殊性，次年，院领导同意补充考察，我欣喜若狂。经研究，地理所由郑度和胡朝炳两位同志承担此重任，其他同志留所总结。1968年秋，考察队在兰州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并联系全队工作，编写出“地壳抬升影响”为主题思想的综合报告。会上，最令人激动的是酝酿讨论早已规划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大家都盼望能早日再进西藏。1973年，终于开始了青藏高原综合考察。我记得，几次进藏，有几个队员包括我，那时肝指标偏高，但入藏心切，特地找郑度的爱人为我们向签字医生说情（愿责任自负），这是为公而“开后门”。1974-1976年，我参加自然地理组工作。野外考察侧重在藏南宽谷盆地-山地、昆仑高山湖盆、羌塘高原和阿里山地湖盆。辽阔的高原，自然地带的三度空间变化，加以因地壳抬升的第四度空间的变迁，这些对探讨高山高原自然地带分化规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时我们还采取了土壤微形态学手段（要感谢黄所长，他为我们翻译有关德文资料）。很高兴，1979年，又作了补点考察。然而，总结时，仍感不够深入，常产生恨不得再去一次，再多采些标本的想法。纵然如此，在1980 青海-西藏 (Tibet) 高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郑度同志宣读的“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分异”和由我宣读的“青藏高原抬升对自然地理过程的影响”等论文，还是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也许，因此成为当时联合国大学Ives教授和黄所长物色联合国大学访问学者的对象。次年春，孙鸿烈同志、张丕远同志和我三人，以联合国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派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踏上了科罗拉多高原。

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在洛矶山Nanwa Ridge 设有极地与高山研究所，Ives教授是所长。研究所前一个不大的广场上空，飘扬着中国国旗在内的多国国旗。Mish主任告诉我们，五星红旗是在我们来研究所那天升上去的，表示有了中国学者的参与。研究所设有实验室、图书馆，对太阳幅射，冰缘大气、土壤和冰雪等作了长期取样、观测，积累了丰富的各类观测数值。配备有电动雪橇为野外工作提供方便。每年暑期还为大学生开设野外实习课。该所向有关山地的各类研究课题开放，为世界山地研究学者提供一流的高山研究平台。对我们三人的访问，作了三点安排：1、在地理系以听课方式了解山地学的内容；2、在研究所参与野外工作；3、参与该所《人与生物圈定位研究》（基金）课题，从计划制定、质疑论证、申请评审、野外观察，即包括从实验点的布置，到开展野外工作的全过程。为学术交流，在访问期内，我们三人先后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西藏高原土壤地理”和“中国灵长类动物地理”的学术报告。

当时，对曾经处于“封闭”状态的我们，这次访问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收获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收获是使我们对美国地理学山地研究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在我心目中，最感兴趣的是国外同行的治学方法和实际野外工作。通常，他们对资料的相互关系及获取的流程，有全面的考虑。但对于学生，又常告诫要循序渐进，不要有野心。山地高海拔的野外工作是劳累的，但教授的讲解、学生的提问、交流讨论，十分活跃，教学相长，这是一种享受。我们来自青藏高原，看到这两个高原有许多共同的现象和相近或同属的物种，就有不少发言权。我们还常告诉同学们“这种植物（叶、果或根茎）能吃”。也许，中国人的注重实践，引起他们的注意。一天，一位教授以崇敬的口吻向同学们说：每天我们都从中国同事那里学到知识。我想，这是黄所长着重综合培养和我国综合性考察优势的一种体现。

暑假后，Ives教授希望我在回国前，写出“喜马拉雅山和洛矶山环境对比”的报告。但我最关心的是由Ives教授主持的联合国大学课题——“高地与低地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我在编写报告的同时，为回国加紧搜集这方面有关的资料。

从基础到结合实际

1983年，从美国访问归来，正值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重点转向横断山区。横断山区一向是国内外地学与生物学高度关注的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开发利用的加剧，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危及下游。这方面正是我在访美期间最关心的问题。除参加自然地理考察，我积极地承担了由队上下达的“横断山干旱河谷”的课题（1984）。此课题要求结合生产实际，由来自各有关专业的近二十人组成一综合考察组，在各专业的配合下，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提出一个干旱河谷分类系统。2、提出一个有关干旱形成原因的综合性见解。3、系统阐述干旱河谷各主要自然要素，包括自然灾害的规律性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4、从山地生态系统的观点，探讨如何改善干旱河谷的生态条件。5、各区农业生产方向。然而，我深切地感到，工作仅仅是开始，干旱河谷的整治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当时，我们就列出了66个课题，附在报告里。我很希望能在这已经踏上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然而，那时离我退休的日期已是屈指可数，不禁有点茫然。

1985年，队上派我参加由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组织，在成都召开的 “流域整治”研讨会。会后，孙鸿烈同志叫我随章铭陶和郑度两位同志去该中心（加德满都）访问。我很欣赏ICIMOD的宗旨和工作内容。没料到，几个月后（次年），我被通知去ICIMOD任职（“山地整治研究室”负责人）。我以既高兴又惶恐的心情迎接这喜马拉雅山的再次召唤。

当时，ICIMOD正拟扩大长期工作的范围，我极力推动，尽速使将此范围扩大到喜马拉雅山北翼（西藏）和横断山区（四川-云南）。在研究室，我首先提出分工编写喜马拉雅-横断山各地段的基本资料。但最重要的是开展实际工作。因此，我致力组织了两个考察，考察地点分别是加德满都Kakani地区和西藏尼木县。考察人员除在研究室任职的尼泊尔、印度和西方专家外，还邀请了4位中国专家（综考会李明森、地理所高富生和西藏自治区土地规划局边觉和他的助手）。这两个考察工作的成果，都先后被选为在ICIMOD举行的国际山地整治讨论会上的重点论题，后来，又出版为专册。然而，我在ICIMOD的工作仍然留下了一点遗憾。由于野外工作的主力是中国专家。尼泊尔当地的老乡，甚至连当时ICIMOD的主任Rosa，都称它为“中国队”。考察中多次碰到能说英语的尼泊尔老乡，都深情地向我们诉说：来这里考察的专家（西方）很多，绘制了许多地图，写了很多很厚的资料，可工作一完，他们就走了，再也不见回来。他们激动地说“Never!Never!而您们“中国队……”。说到这里，就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当时我向自己说：要继续做下去，要有实际效果。而在西藏尼木的考察，地方干部和我们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考察只是工作的开始。遗憾的是，限于我的任期（ICIMOD 主任亦要改选），只能希望继任者将我们已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希望尼泊尔老乡能再看到“中国队”。

高山高原留下的问号

“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和“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综合考察”的成果是丰硕的，曾分别出版了32和48部专册。后来，又陆续开展了青藏高原其它地区的综合考察，不断地为进一步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和建设做出贡献。

高山高原上的科学问号是无穷无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使我关注的问题，都已渐渐淡忘。唯独由土壤微形态引发的问题，挥之不去。

在1968年兰州“珠峰学术讨论会”上，席承藩先生是以“土壤中的残留铁离子”（在土壤薄片上发现的）开始他对珠峰地区土壤与青藏高原抬升关系的发言。他敏锐地指出高原上土壤发育新旧过程的多元关系。后来，我们在考察中，不但从微形态，而且从宏观剖面发现埋藏的复合剖面结构、漠嘎土中的鮞状结构、莎嘎土中的粘土胶膜与钙质胶膜镶嵌结构等，均揭示了高原在土壤发育过程中的特殊性。我曾将薄片标本给科罗拉多大学地质系的一位教授看，他不禁惊呼“terrible !”（注：当地的一种口头俚语，相当于上海话中的好得一塌糊涂。）。作为地理学子，应从微观联系宏观，看到一个多元异质的自然地理环境，有许多复杂的问题等待着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工作。但我并不遗憾。因为，在打开这“迷宫”之门时，我也曾出了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