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登银*

 中国生态研究网络（CERN）始于1988年，至今已20年了。CERN的形成有什么样的背景，CERN的孕育过程如何？仅就我在1986～1988年亲历的一些事来做一些回顾。

一次重要的会议

1986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野外观测站工作会议，具体操办会议的是院计划局的刘安国同志，领导会议的是副院长孙鸿烈，我作为禹城站站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地学部、生物学部、数理化学部的相关人员都参加了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台站分属这些学部。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首先是时机，文革结束到此时正好是10年，广大科技工作者获取了大批成果，此次会议对于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提供了机会。其次是对于野外台站工作来讲，意义非比寻常，召开全院野外台站工作会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意味着野外台站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占重要地位，院领导已经把野外台站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各台站将可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

会议好像是在某个不起眼的宾馆或招待所进行的，会议室很简陋。大约40个台站站长出席，各台站都提供了书面材料，会议室四周还摆放了各台站的展览图版，介绍各自的成绩和经验，大多数站长都上台发了言。

禹城站在会议上的表现较突出：一是我第一个大会发言。二是展版令大家特别关注。三是向大会提交两份书面材料，一份蓝皮书，题目是《地理学实验方向的探索——禹城站工作汇报》，约1万字；一份黄皮书，题目是《在探索中前进》，约5000字。蓝皮书篇幅长，内容详细，学术气氛较浓，提供大家借鉴参考；黄皮书精炼，多一点政治语言，是大会发言稿。

从内容看，禹城站当时走在野外台站的前列。它的选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有自己的试验、生产用地200多亩；它有明确的科学目标和实践目标，重点研究农田生态系统的水问题，突出解决华北地区旱涝碱灾害，为国家农业生产服务;它有完善的技术体系，包括数据采集系统、涡度相关技术、大型蒸渗仪、中子水分测定仪、波文比装置、实验遥感技术、红外仪、气孔计、叶面积仪、水面蒸发场等；它已在蒸发、红外遥感、水分平衡等方面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水平较高的论文，并且在改碱、节水等方面解决了当地的许多问题；它已同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顶尖的科研机构或学者建立广泛的密切联系，与国内的一些名牌高校、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它有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有两栋小楼，约2000平方米，吃住已可达到接待外宾的条件;有一个良好科研团队和管理系统。

每当提起禹城站，我总忘不了黄秉维先生和左大康先生。黄秉维先生从1959年我进入地理所起他就指导我工作，是他把我引向实验地理学的方向，是他支持、指导禹城站的工作。更要强调地是，黄先生倡导用数理化知识和现代仪器设备武装地理学，开展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的实验研究，影响了中国地理学界，催生了大批野外台站建立，令人敬佩。左大康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地理所所长，他多次周六晚乘车去禹城，周日晚上再乘火车返回北京，过问站上的科研、生产、生活中的大事小事，足见他对于禹城站工作的支持到了何种程度。我也忘不了全所的支持，水文室、气候室、化学地理室、自然地理室、经济地理室都有人在禹城站开展工作或有研究生在禹城站做学位论文，后勤、财务、器材、车队都给禹城站以很大支持。所以禹城站的成绩，是地理所全所努力工作的结果。

一部书

1986年的院野外观测试验站工作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编辑一本介绍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的书。又是刘安国负责操办此事，他组织人员，提出设想，筹措经费。他把编书的任务交给了我。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1988年《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试验站简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32开本，95800字，彩色照片86张，有附图和附表，全书约160页，前部文字材料普通纸印刷，后部照片44页用铜版纸印刷，印数为4000册，书的内容简明扼要，书的照片引人入胜，是第一部介绍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站的简明读物。

书的主体是介绍全院各类台站54个。其中有16个天文、空间物理、地球物理观测站，其余38个台站均是生态系统试验站。每个站的文字材料不超过3000字，没有空话、大话、废话，全是真东西。各个台站的位置、所属研究所、发展沿革、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技术体系、后勤保障、站区建设可以一目了然。书中介绍的生态系统试验站，有2/3的台站成了日后CERN的成员。

书的前言写道：“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试验站是根据科研工作和国民经济建设长远发展的需要建立的，具有典型性和先进性。其主要任务是从事科学观测和定位试验研究，即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坚持长期系统地收集和积累科学资料，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根据研究任务有所侧重地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开发工作。”又说：“中国科学院野外观测试验站既是长期从事科学观测和定位试验的研究基地;同时，还是我国对外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和科学普及的场所。”现在来看，几十年的野外台站及CERN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论述的正确性。

一个重要的决定

野外台站是否可以学开放实验室的样也兴办开放站？院地学部的吴长惠同志把我们想办开放试验站的强烈要求反映上去，又常给我们透露一些计划局、地学部对兴办开放试验站的意图。吴长惠数次找我们研究、草拟开放试验站条例，为实施开放做准备。1986年冬1987年春，中国科学院启动实行开放试验站制度。这是一个对加速野外台站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决定。

禹城站抓住了机遇，抢得了申请开放试验站的头名。典型不好当，头名难上难，这突出体现在写开放申请书上，一个难是工作量大，要求也高，在众多评委众目睽睽之下过关不易，再一个难是站上要讨论，左大康所长那里要汇报，吴长惠那里要听意见。大约花了三个月时间，十易其稿，《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站开放申请书》终于写成了。

禹城站开放申请书论证会在禹城县进行。孙鸿烈副院长、院计划局和地学部的领导同志，不少研究所所长和野外台站站长都到了禹城。会议是隆重而热烈的。会议上我做了申请报告，接着质疑评论，一切进展顺利，未有多少反对意见，似乎会议就要结束了，可就在此时，左大康所长提出禹城开放站就是抓基础理论研究的，由此引发了一些同志批评禹城站“两张皮”（即把应用工作和基础研究分离）的问题。我担心是否会影响到禹城站的开放。中国科学院（88）科发计字0766号文件批准了禹城站的开放申请。禹城站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开放试验站。

禹城开放试验站从开放中收获不小。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建立了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办事认真的由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经常开展学术活动;二是建立了开放课题制度，吸引国内外科技人员来站上工作。这两点，带来了更浓的学术气氛，更多的年青人才，更好的科技人才，极大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进步。

一场大战役

1988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新华社电讯稿《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将揭序幕》，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做出重大决策，决定投入精兵强将，深入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对冀鲁豫皖4省的数千万亩中低产田进行综合治理，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科技黄淮海战役。

这场大战役的总指挥是李振声副院长。他洞悉当时国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严峻形势，想国家之所想，急领导人之所急，决意举全院之力，为国家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他看到了黄淮平原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最大的潜力在占平原总面积2/3的中低产地上，恰恰禹城站和封丘站在治理中低产田上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把禹城站和封丘站的经验推广开来，我国农业生产必然获得突破。

禹城站治理中低产田的经验概括为“一片三洼”。“一片”是指站区周围的河间浅平洼地，中度盐碱地，但地下水条件较好，治理措施是井（打井灌溉）、沟（排水）、平（平整土地）、肥（培肥土壤）、路（田间道路四通八达）、林（防护林）、改（农作物改制）。“三洼”分别是沙害严重并有很多大沙丘的沙河洼，全县地势上最低的季节性积水的辛店洼，以及盐碱化极严重的北丘洼。与三洼相对应，分别获取了沙地整治配套技术体系、台塘种植养殖技术体系和重盐碱地综合治理配套技术。“一片三洼”治理示范面积大，一片有13万亩 ，沙河洼超过1.6万亩 ，辛店洼0.6万亩 ，北丘洼2.7万亩 ；规格高，都是一幅园田化的模样；效果好，例如原先的荒地或是小麦亩产低于50公斤的土地，通过治理，大面积小麦可达到亩产300公斤以上。

黄淮海科技战役，尤其是山东战区的工作，基本上围绕推广禹城的经验而展开。我们先总结出“一片三洼”的经验，又做出把禹城经验推广到禹城县、德州地区、山东省的工作规划，禹城成为了这场战役的中心战场。来禹城的人极多，中央的、省的、院的，从周光召院长起差不多所有院领导都来了。禹城站的工作得到肯定，1988年7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表彰奖励参加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实验的科技人员的决定》，在禹城工作的科技人员程维新获得一级表彰奖励，左大康、许越先、唐登银、凌美华、张兴权获二级表彰奖励。

黄淮海平原科技战役声势浩大，前所未有。以山东站区来说，建立了以许越先为组长的山东区工作领导小组，20几个研究所几百名科技人员齐聚山东德州、聊城、滨州、东营地区，在几十个县，与地方共同建立了几十个农业开发试验区，并在德州、聊城两个地级城市设立了工作站，同时派出人员，对山东其他地市进行考察，提出咨询意见，山东全省的以中低产田治理为中心内容的农业开发工作如火如荼，全省农业生产取得明显进展。同时院里成立了以刘安国同志为主任的农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他们深入基层田间，穿梭于各个试验区之间，协调院地、各所的关系，有力、有序、有效地领导了农业开发工作。黄淮海平原科技战役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全国性媒体以及地方媒体都对战役进行了报道，出现了一批科技明星。黄淮海科技战役名声远扬，为中国科学院争得了荣誉。

黄淮海科技战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大最直接的是促进了黄淮海平原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其次是带动了全国以中低产田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开发工作，国家建立农业开发机构，并投入巨资，进行了多期的农业开发项目，保证了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再次是彰显了中国科学院在农业领域的研究实力，确保了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农业科研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最后是院领导和相关领导对试验站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野外台站也因此而赢得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一纸建议书

有可能是在1987年秋天，禹城站开放试验站论证以后，封丘站开放试验站论证在新乡举行，去的人也很多。大约就在封丘开放论证会议期间，曾昭顺、沈善敏、唐登银以及其他二人（记不清了）联名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的建议》，建议书不长，不到2000字，提出了多个台站协同工作构成网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设想多个台站联合工作解决一些区域问题。

这个建议书只是作为会议材料分发给大家，当然也包括到会的领导同志，并非是有专门指向的一个完善报告，只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意向，即一些个体的试验站工作很有成绩，院也对野外台站的支持越来越大，应当把多个台站联结起来，使台站工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遵孙晓敏、袁国富之嘱，写就了以上五个“一”，大概水分分中心可以向CERN交差了。写五个“一”，我是想说明，台站是网络的基础，台站兴旺发达，网络才有希望，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台站工作突飞猛进， 给后来CERN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还想说明，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催生，网络才得以顺利降生，成百上千的人中包括：逝去的，活着的；管理者，科学家；领导者，普通人；局内人、槛外人；一个庞大的群体创造了CERN。

我2003年退休后，与CERN的关系渐行渐远，最后达到了基本上断绝关系的程度。但是，毕竟对CERN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从1993年进行世行贷款建设项目起，我就是CERN科学委员会委员和水分分中心主任，为CERN多少也做了一些事。因此，在CERN成立20周年时，仍带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以上文字。祝CERN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