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1-21
蚊子很多、很“强悍”,可以穿过衬衣咬人;在异国,团队成员曾遭遇怀有敌意的人的石块袭击;自己带干粮到营地,自己做饭……
这是日前在京举行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项目组中期总结交流会上,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生态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董锁成研究员谈及的考察过程中的艰苦花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对此深有体会——在俄罗斯地区,尤其森林地区,蚊子等很多昆虫比东北小兴安岭地区的还厉害,收集资料的确不易。况且是在异国,后勤、联络等各方面保障无法与国内比。“比我们过去综合考察难多了”。
获得多方面成果和认识
“非常艰苦,项目执行下来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成果。”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毅研究员表示。
“很多方面做得比原来设想的好。”项目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中俄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恕评价说,“资料收集尽管不完整,但有开创性,有一定战略意义。”
本项目是首次对我国科学家难以到达的俄蒙中高纬度地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参加单位12家,参与专家147人,已经完成2008、2009、2010三个年度的综合科学考察。
在获得一些珍贵样品和标本的同时,团队成员创新研发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提高了科学考察信息化和科学数据的共享水平,还探索建立了“科学基础数据主导,政府部门需求辅助”的新型社会经济科学考察模式。
另外,团队也拓展了综合科学考察新渠道和国际合作平台,开创了“对口合作,站点共建,成果共享”的综合科学考察国际合作模式;同时,正在创建俄罗斯、蒙古、中国长期野外定位观测台站(监测样点)系统和稳定、规范、科学的数据网络。
项目组已与俄罗斯、蒙古国相关权威科研机构和大学建立了长期科学考察及合作关系,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为国家相关部门和国内科学家研究东北亚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为中俄蒙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该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和项目首席科学家董锁成等还应邀率团参加在俄举办的“东北亚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等国际学术会议,既与学界同仁交流了学科最新进展,又不断与俄罗斯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拓展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
其中,项目组提出的东北亚南北生态样带,与俄罗斯科学家不谋而合。俄罗斯科学家也从俄方申请大科学计划,还特别邀请孙九林和董锁成参与工作。
通过此次项目考察,项目组对我国与俄罗斯的多方合作有了新的认识。
“重视向北开放,发展同俄蒙的跨境合作,应该是我国开放发展战略新选择。”董锁成提出。
而对于沿边互补,沿边经济带,双方都很积极。
以俄罗斯来具体分析,俄罗斯正在实施远东和太平洋战略,将加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战略性交通设施建设。而目前,我国企业、民间与俄的合作多为无序合作,相当不成熟。项目组建议我国科学家加大对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研究力度,为我国企业竞标该地区公路和铁路建设工程提供科技支撑。
此外,俄罗斯现有城市供水设施老化严重。项目组建议我国水务公司积极参与俄罗斯城市供水设施更新工程。同时,俄罗斯电网建设工程和电气设备市场巨大。项目组认为中俄双方合作前景看好,我国企业可以进入该市场。
另外,俄罗斯远东地区面临人口危机,其远东地区的人口20年来减少了25%,出生率较低,同时大量人口从西向东迁移,一些城市甚至成为空城。项目组认为,我国向俄劳务输出市场潜力很大,但应规范管理,有序发展。
董锁成表示,俄罗斯、蒙古国具有丰富的土地与农牧渔业资源,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与适宜的农业技术,俄罗斯农业新战略导向与中国海外农业发展新空间形成了两国国际利益的巨大互补。
对此,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建议,应做好数据信息的系统分析工作,撰写系列战略研究报告,以供国家外交和经济决策参考。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总结交流会上,董锁成谈到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并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考察成本高,经费不足且不能及时到账问题严重。项目组建议科技部和中科院等相关部门增加经费额度,并按计划及早拨付考察经费。
由于俄罗斯和蒙古国高纬度地区考察条件艰苦,有不少是欠发达地区,交通极为不便,物价很高,且物资匮乏,导致2008~2010年考察成本大幅增加,3次考察中,实际考察经费支出均远超预算的30%以上。同时,由于经费限制,只能对3次考察获得的珍贵样品/样本开展部分测试分析。
其次,出版方面的经费保证。目前,我国懂俄语的专业人才太少,而请人翻译资料的资金压力也很大。语言问题影响了考察成果的转化和集成,急需培养懂俄蒙语言的专业人员。
第三,项目组建议科技部和中科院给予大力支持,由中科院牵头组织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成立“东北亚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
这也得到俄罗斯、蒙古国有关方面的支持。俄蒙一些相关研究所也强烈希望以“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合作为契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联合中、俄、蒙和中亚研究机构尽快筹建“东北亚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
据悉,该中心已酝酿几年,俄、蒙及中亚和韩国等40多家国立研究机构积极响应。该中心的成立,将为东北亚和中亚地区资源、环境领域学术交流和全球变化研究建立共享平台,提升东北亚地区在全球变化和生态样带中的国际学术地位。
第四,建议科技部和中科院依托本项目在俄蒙高纬度地区建立长期野外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监测样点)系统。同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建立稳定的科学数据网络。这对于建立东北亚生态样带和提升我国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建议科技部和中科院支持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及莫斯科大学等权威机构持续召开东北亚和中亚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推进东北亚和中亚国家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让科学服务于国家需求
“这么短时间收集到这么多资料和成果,很不容易。”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表示。
该项目涉及地域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陆地面积还大。孙鸿烈建议,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开展过很多方面的合作。现在,应对过去合作积累的很多资料进行充分消化,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点。他认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些地方差异并不太大,后续考察可适当缩小范围,这样收集的资料会比较充分。此外,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在黑龙江地区进行过考察,孙鸿烈建议可做些对比工作。
原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田裕钊建议要重视资料的分析和出版工作。20世纪上半叶,很多苏联专家在中国考察,就很重视出版工作,回去出了很多专著,很有水平,也很细致。
刘恕建议发挥顾问组的作用。比如,以前在莫斯科大学学地理的学生,包括欧美同学会中莫斯科大学同学会,外交部研究苏联的老大使等,都可以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社会实践经验,分析资料,弥补不足。“应该发挥中国科学院课题组和科技部的作用”。
刘恕说,现在,项目组与社会科学方面需要横向沟通,比如与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方面,“他们急需我们的支持,我们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当前,中俄蒙学术及人员交流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么频繁。然而,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提出,此前在开教育方面的会议时,注意到有相当多中国人在俄罗斯学习不同的学科,甚至有些地方像东北地区及山东的一些城市由省市带队去学习,“可以在暑期利用这批年轻人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刘恕认为,项目的收获还包括人文关系的积累。“这是现在及未来不可忽视的方面。很多问题需要靠友好交往、人文的基础来解决。能否以研究院共同体的形式,让双方研究院以共同目标来做一些科学问题。现在,课题组将有些课题委托给当地人员来做就是一种探索。双方需要相互吸收、相互补益。”
“重要的是如何变专项为长期支持,从科学、政治、外交等方面,让科学服务于国家方方面面的要求。”尹伟伦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尹伟伦说,在与俄罗斯、蒙古国的交流几乎断绝半个世纪的情况下,现在再接上关系,特别是对周边生态环境、地理人文重新恢复工作,对我国科学发展,对学术影响都非常重要。这些对我国的决策、推进多边发展很重要。我国周边外交很多都需要来自地理学科的支撑。这对于促进中俄友谊发展比其他渠道更为便利。科技部应该考虑给予同周边国家生态、自然、人文交往方面的持续支持。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项目组在尽力争取的。目前,项目组提交的《关于加强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建议》已得到温家宝总理及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批复。项目组希望借此推动我国科技基础工作。
当前正是我国同俄蒙科学合作的最佳时机。加之该区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社会经济转型迅速,同我国合作潜力巨大。董锁成建议,科技部和相关部门应将此项目按照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给予长期重点支持。
基础性工作项目的资助渠道不像“973”计划、“863”计划那么成熟、规范。对此,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国土与遥感处副处长翟金良也表示,希望通过这一项目做出品牌,形成新时期综合科学考察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从而对中国科学院以至国家其他基础性工作产生一些影响和带动作用。